“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对上海企业界有着领航及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本文详细描述该会的发展过程以及重建后的光明远景。
友人自东京归，带来了“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的重建计划及一些信札。读后，不禁思绪起伏。当年作为一个民间机构的“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成立和发展的点点滴滴，似乎又跃然眼前。这是八十年代席卷中国大陆的改革大潮中的一朵浪花。我想，记下发生在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的这样一件历时数年的故事，对于不少读者来说，也许是很有意味的。
研究生踏进社会的重要一步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首届中青年中国企业发展研讨会在上海召开。近日在中青年学者、企业家、政府官员云集一堂，产生了一个新构想：何不成立一个沟通学者、企业家、政府官员三方面认识通力合作探讨中国企业发展问题的社会团体，以便让中国企业发展的研讨成为一个经常性的课题？会后，研讨会的主办者——上海市研究生经济与科技开发中心的成员们四处奔波。在国家经委、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和上海市某些政党领导人以及一批著名的经济、管理学家的支持、鼓励下，经中国企业管理协会批准，全名为“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上海中青年企业发展研究会”的团体于一九八七年二月正式成立。次年，改名为“中国企业管理会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以容纳更广年龄层次的参与者。一九八九年，又改名为“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不再冠以“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之字样。
研究会一成立，原“上海是研究生经济于科技开发中心”的一批年轻人，在该中心理事长、复旦大学管理学硕士冯正虎的率领下，大多移师于研究会，冯正虎担当了该会会长。这一切，正与他们创办上海市研究生经济与科技开发中心的初衷相吻。自一九七八年恢复研究生制度至一九八六年，已有数届研究生毕业并取得硕士、博士学位，在校就读的研究生也有相当数量。他们对社会事物有理所当然的参与感。
“上海市研究生经济与科技开发中心”是研究生参与社会实际事物的重要窗口。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的成立，又给一批研究生开辟了新的用武之地。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是一个民办的独立社会团体，他不是政府机构，也不同与大学、研究所等事业单位或“科协”、“社联”等半官方的“人民团体”。它不受任何官方的支配，没有党组织。但是，它与一定数量的官方人士，又有着较为紧密的个人间的人事联系并力求争取得到他们可能的支持或同情。以一九八七年初成立的第一届理事会的成员为例，原国家经委副主任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会长袁宝华担任了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的名誉会长。在顾问名单中，则有原上海市市长江泽民、国家体政会副主任张彦宁、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马洪、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主任汪道涵、上海市副市长黄菊、上海市科协副主任刘吉等人。其中，袁宝华、汪道涵、刘吉等人都会给研究会的工作予以实际的支持，而研究会挂在“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名下，给自身的工作开展也带来很大的便利。实际上，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一个民办团体若要在与官方、半官方机构及个人切断一切关系的情况下生长出来，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人硬要阐述这种“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那么对不起，许多读者只能表示不相信。
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不享有国家工资总额、行政拨款和人员编制，但在自力更生、独立管理的情况下，三年来依靠咨询研究服务收入和个人、团体会员的资助，自筹资金达九十二万人民币，除了用于各项科研活动及行政支出外，每年收支平衡还略有结余。该会主要干部均为兼职，也雇用少量全职、半职行政办公人员。该会有固定的办公用房，严格的财务制度，保证各类工作人员工资、津贴收入的合法性。
基本课题：中国企业发展模式研究
中国企业的发展方向和模式的变革，是中国当代经济改革的实质性内容。然而在传统的中国经济发展格局中，企业发展从未成为一个被独立加以研究的对象，即使在“改革时期”，企业也没有被当作一个发展系统，当作一个引为主体予以应有的重视，一批具有前瞻意识的学者、企业家、官员看到了这一问题，它成了将这三方面人士结合起来的凝聚点，成了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的主要研究课题。围绕这一主题，研究会每年主办一届“中国企业发展研讨会”，持续地承接个别企业委托的研究项目，编辑出版中国企业发展年鉴，会刊及丛书，成立了准专业化的“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与国内外机构共同实施了合作的项目研究。
1． 主办四届“中国企业发展研讨会”
继一九八六年冬首届中国企业发展研讨会后，研究会于八七、八八、八九每年主办一次这一主题的大型研讨会。连续四届研讨会的发起者包括一些官方机构、传播媒介、大学和上海、外省市的大中型企业、其中有国家经委经济管理研究中心、体改委经济管理研究所、上海市经济研究中心、上海财经大学、解放日报、文汇报、世界经济导报、上海电视台、沪东造船厂、上海铁路局、第二汽车造船厂、镇江焦化厂等。联邦德国艾伯特基金会、日本一桥大学经济系等机构也派员参加了研讨会。
每年的研讨会都讨论当年度中国企业的重大问题。第二届研讨会着重讨论了中国企业发展之模式由行政性生产单位向市场主体的演变；第三届研讨会的主体是中国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益；第四届研讨会则主要研究了上海国有企业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包括产业结构的调整、组织建构与解决市场疲软诸问题。每次研讨会的主体报告之一，便是研究会主持的该年度的《中国企业发展年度综合分析报告》或《上海工业企业发展年度综合分析报告》，这种报告为企业家、官员们提供了对全国、全市范围内企业形式、发展走向及主要症结的宏观分析，其中不少材料、观点和判断深得参会者的重视和好评。
除了上述每年一度的研讨会外，研究会还同联邦德国艾伯特基金会、上海计委研究所、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先后共同兴办了“国有工业企业资金管理”（一九八八年）、“企业内部效益”（一九八九年）的国际研讨会。
2. 接受企业的咨询研究
在企业发展的大题目下，不同的企业部门又有各自特殊的难点。这些问题，单靠企业本身及其上级主管部门是无力解决的。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多次组织理论工作者深入企业作调查研究，与企业管理者共同完成各类咨询研究项目。几年来这方面的研究项目主要有：受上海工业技术基金委托的《二手设备组建可行性研究》；受中华企业公司委托的《房地产业股份化》；受某造船厂委托的《造船企业集团组建方案》；受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上海分公司委托的《计算机管理财务系统软件设计》等项目。这些项目大多依据研究人员的工作消耗及成果质量，向委托单位收取费用。
此外，研究会还与日本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合作进行《中日企业管理比较研究》，与联邦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合作进行《中国国有工业企业提高生产效益的必备条件——广东和上海两地国有工业企业的比较研究》。
3. 编辑出版《中国企业发展年鉴》及丛书
研究会的研究成果，大多以论文，研究报告的形式发表于《世界经济导报》、《改革》、《财政研究》、《世界经济文汇》等报刊杂志及大学学报上。为了让中国和世界了解中国企业的发展与管理，为优秀的中国企业及企业家树碑立传，研究会与中国展望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了《中国企业发展年鉴（一九八八）》中英文版本。该书为第一部系统介绍中国企业发展的大型工具书。全书一百万字，包括综合的及专题的研究报告，中国部分优秀企业及企业家介绍及近八年来企业发展各项统计资料、政府法规、重要论文索引。按原先设想，这样的年鉴将每年编辑出版一本。
研究会编辑的《中国企业发展论坛》由上海翻译出版公司出版，它为企业家、理论家提供了专门的言论园地。
其中，《企业的出路在于股份化》，《从中西文化价值观看中国企业之惰性》、《国营大中型企业活力不足的原因分析》、《废除企业领导人“官员化”》等文章以独特的见解受到读者们的欢迎。
研究会所属的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与展望出版社还合作编辑出版了《中国企业发展丛书》。第一辑六本专著于一九八八年发行，其中包括《股份制——中国企业改革的希望》、《企业文化——社会、价值、英雄、仪式》、《危机管理》、《推销艺术》等。原计划每年都有一辑数部新著推出。
独特的企业家俱乐部
前面说过，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由学者、企业家、官员三方面人士结合而成。无论哪方面人士，在研究会都各得其所。对在大学、研究所从事经济学、管理学教学、科研的学人来说，研究会为他们提供了优质实验基地；对于企业管理人员来说，研究会是前所未有的自由议政场所。有的厂长、经理或企业党委书记深有感触地说，以前在市、局或公司的会议上，他们是受命者；在厂里，他们是发好司令；而在研究会里，他们才真正有一种“企业家”的意识及自我意识。他们所面对的上级机关官员，在研究会里也成了平等的谈话对象。
除了吸收更多的厂长经理参加企业发展研讨会外，研究会还组织不定期的信息交流、发布会，为参加者及时提供各方面的信息。研究会下属的上海供销管理协会还举办了几次“供销沙龙”，为会员提供轻松愉快、各有所得的活动场所。
根据企业管理人员的需要，研究会还举办了导师制“全国供销函授班”，聘请上海几所大学的讲师、教授、采用面授、函授相结合的方法，讲授《现代工业企业物资管理》、《市场学》、《广告管理》等七门课程。来自全国各行业的八百多名供销人员参加学习。
针对厂长经理的特殊工作规律，研究会受上海市轻工业局委托，在上海轻工业职工大学内举办了十二期厂长（经理）“模拟式”教育班。每期学员利用一周时间，自选学习，研讨一门课程。课程包括《国际货币与汇率研究》、《企业涉外经营》、《引进一项可行性研究》、《股票与债券》、《国际贸易方式》等十几项。这种“雪中送炭”式的教育班，对企业家、知识更新和拓宽视野，起了很大作用。上海市的某些领导人对此会予以高度评价，《解放日报》、《文汇报》也分别予以专题报道。
八九风波的冲击
“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的发起者及主要骨干，除开一些企业家和官员外，大多是几所大学的经济系、管理系的毕业研究生，硕士学位获得者居多。也有少数原先攻读物理、数学，乃至从事历史、哲学研究的。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务实肯干，潜心于企业发展的研究，对于出头露面的政治，并无兴趣。在以往“清除精神污染”或“反对自由化运动”中，绝大多数人无任何“前科”。在研究会这样一个非政治性的民间团体中，即使如身为研究会理事的《世界经济导报》副总编辑朱杏清者，也一直是认认真真以中国企业发展为自己的主要话题，从无“出格”的政治性言论。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尺子来衡量，也不会找到什么叉子。但是，他们又是一群时刻关注祖国和民族前途的真诚学者，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以，在一九八九年春夏之后的政治大风波中，他们也理所当然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研究会秘书处假上海伯乐科苑召开例行的信息发布会，请《世界经济导报》的记者“纯客观”地介绍了当时上海的热点新闻——《世界经济导报》停刊事件。近四十名研究会理事或代理人出席了该信息发布会。但该会议仅仅是发布一些消息而已，并无下文。《世界经济导报》曾经是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诸多业务活动的支持者，但二者之间并无任何组织上的联系。
两天后，即五月二十二日，研究会属下的“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收到了“上海市中共党员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一些人对信中所持关于发布严戒令的观点有同感，又不清楚当时北京发生的真实情况。大家担心严戒之后军队进城，可能会引起冲突，造成流血事件和经济损失。因此，研究所一些成员认为李鹏总理发布的戒严令是一项错误决策。基于善良的忧虑，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发表了《致厂长（经理）的公开信》，呼吁厂长经理们为了挽救党、挽救共和国、挽救社会主义，要坚决有效地抵制错误决策，督促政府保持理智与克制，用和平、民主、法治的方式处理目前事件，争取市民、学生与政府在更高水平上的谅解与团结，绝不允许发生镇压学生和广大群众的流血事件。《公开信》还呼吁厂长、经理们冷静、理智地度过难关，协助各地方政府克服危机，正确引导工人对学生的声援活动，保证生产健康发展。《公开信》要求厂长经理们通过正常渠道，向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反映不赞成戒严的民意。该信通过邮寄方式发往与企业发展研究所有联系的全国六百家企业。五月二十五日香港《文汇报》刊登了该公开信的摘要。
随着局势的发展，五月二十七日召开的研究会秘书长办公会议对《公开信》问题作出处理决定。正式发出文件，认为《公开信》有严重错误，要求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全体成员“认真学习李鹏、杨尚昆讲话”。研究会的主管单位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六月初来电严肃批评了《公开信》事件。六月十七日，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发出关于《公开信》的《写作过程和认识汇报》，《公开信》的起草者，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所长冯正虎引咎辞职。研究会同意冯的辞职并与九零年一月停办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
综观研究会在整个事件中的行为，应当说是相当守法、理智和识时务的。正因为这样，在“六四”天安门事件以后，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作为一个民间团体还能虽不无艰难并仍然坚持活动。一九八九年九月，研究会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计委研究所假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共同举办了“如何提高企业内部效益”的国际研讨会。上海市政府派副秘书长胡树衡向会议致词。年底，研究会与《解放日报》、《文汇报》、上海电视二台，金山石化总厂晴纶厂等单位共同发起了“上海国有工业企业面临的问题与对策研讨会即第四届中国企业发展研讨会”，来自京、沪、苏、浙等地的学界、企业界、政界人士出席了在上海天马酒店举行的这个研讨会。这次会议引起了中央、上海政府有关部门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重建“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
尽管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历来坚持在现有法律规范下行事，尽管该会领导成员采取了许多自称保护措施，免使研究会遭受政治风波之冲击，但实际情况总比人们所期望的要艰难。研究会会长冯正虎受到了将近两年的内部调查。今年四月，这位在“出国潮”中从不打算出国，只想留在国内做一番事业的人，带着一腔热血和种种未了的设想，东渡日本。由于某高级领导人的批准，得以合法出国。
七月，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重建委员会于东京成立。壮志未酬的冯正虎等，在重建计划中加上了“联络海外华人、中国留学生和关心中华民族发展的国际友人，支持和帮助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国企业与日本、美国、德国为中心的三大经济圈的企业的合作模式，促进中国参与世界经济的合作”的内容。
在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中，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是一个骨干部门，其前身为一九八五年创立的上海市研究生经济与科技开发中心企业发展研究所，是国内最早一家研究企业发展的民办机构。归入研究会后，会长冯正虎一直兼任该研究所所长。当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团体发展为在上海乃至全国有一定影响，备受新闻界关注的实体时，雄心勃勃的伙伴们曾设想把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改建为完全独立于研究会，吸收各方投资、网罗一流人才的全国性有续服务的企业研究机构。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不仅使得这一改建计划成为泡影，而且使研究所遭到了灭顶之灾。胸怀远大抱负的这一批年轻人当然于心不甘。在海外，他们又开始闯出了一片天地。总部设立日本东京的重建委员会正在按新的思路重新建设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中国上海、台湾、香港、美国、德国的分支机构也在规划中，两年内，研究所总部将返回中国本土。当我阅读这一重建计划时，脑海里浮现出的是五年前在上海出现过得画面：那一批刚刚拿到学位不久的多少都带有些倔强个性的年轻朋友们，正在兴奋的策划成立一个名叫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的民间团体。
愿他们再次成功。
原载美国《时报周刊》第346期1991年11月12日
1、该会的宗旨：促进中国企业的发展和企业家阶层的崛起。
2、该会的章程
3、该会第二届理事会的成员
4、本文刊登于美国《时报周刊》的复印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