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9日下午3：00，我一人在家写作，门铃响了。打开门，见到郑律师与他的妻姐，还有二名我不相识的中年女士正在上楼。
郑律师一进门，就向我介绍，“她们是冯宝英、沈佩兰，上海的维权人士，也是你文章的读者，慕名而来，想见见你。还有一位，警车里坐不下，自己乘公交汽车过来。”
“欢迎，欢迎。”我示意请进，然后端上矿泉水招待大家。郑律师一行今天是乘警车来访的，所以准时到达。今年春节后，我已去郑律师的住处拜访他两次。虽然我们过去不相识，但一见如故。我们是同学，在同一所名牌大学上海市提篮桥监狱学习三年，有许多共同的话题。我们都在为中国的维权事业努力，彼此的经验与实践都是值得借鉴的。
郑律师的身份特别，住处有警察保护，出门有警察护送。但他很向往一个普通人的自由生活，你来我往，聊天聊地，悠悠自在。我邀请郑律师上我家做客，他欣然同意。他问我，“如果我去拜访你，警察乐意用警车护送我去你家，你介意吗？”我坦然地回答，“没有关系，警察是例行公事，我不在乎。警察也很辛苦，他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聚餐交流。”
郑律师的朋友都是上海一些活跃的维权人士，她们搭乘郑律师的专车一起来访。她们的来访，我改变了原来接待郑律师的计划，原先我们约定进行一次休闲的会面，在我家聊一会儿，就一起去参观我家对面新建的商业城—–五角场中心的万达商业广场与百联又一城，然后我们就在商业城的饭馆里聚餐聊天。
维权人士聚在一起，当然是维权的话题。违法征地、拆迁、上海司法不公正、法官的地位与责任、督促人大代表为民请愿、依法上访、护宪维权、建立和谐社会等等维权问题的议论，还没有深入聊下去就花费了近二个小时。
郑律师不愧是一位经历炼狱的大律师，他对上海的违法征地、拆迁有独到的见解、对这些案例了如指掌、如数家珍。他发言时而慷慨激昂，但句句有法有据，一股正气。现在，他还是处于被剥夺政治权利之时，他不可以参加选举或被选举，但他可以享用言论自由的权利，仍在关注公民的维权事业。他也有兴趣参加我发起的“评审冤案、完善法治、保障人权”活动。一进门，就向我提交了他的评审意见表。他的评审意见是：
“法无禁止是自由，中国公民的出版自由，没有法律障碍。错案必须及时纠正，这是法治国家应尽义务和责任。公民的诉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监狱服刑的犯人，只是人身自由被限制，但犯人的诉权不容剥夺。没有监督就必然产生腐败，中国监狱不应在法律监管区之外。让全体服刑人员和家属享有充分的法律救济。通过个案推动社会法制的进步。”
与他们的交流，我也感悟到，上访的维权人士已不是弱势，而是一股强势，这个转变的力量来源于三个方面：中国的法律、中国的民意、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上访的维权人士已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拥护者与推动者，就如当年那些所谓不务正业的农村刁民与城市小摊贩者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拥护者与推动者一样。
时间很快就到下午5点，郑律师起身告辞。他很体谅楼下坐在警车的警察，不能太晚，警察还要回去吃饭。我们结束了会谈，并合影留念。我送郑律师一行下楼，也见到了这位没有穿警服的很文雅的年轻警察，他很礼貌地向我示意，我也向他表示感谢，谢谢他将我的客人送来又接回去。
我站在大院里注视着警车发动，并向大家示意再见。警车徐徐地驶出仁和苑，我也上楼回家了。
冯正虎
2007年5月11日上海仁和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