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发生一个荒唐的故事，一个震惊世界的事件。中国公民冯正虎被上海当局八次拒绝回国，于2009年11月4日起露宿于日本东京成田国际机场92天，上演了真人版的好莱坞电影《幸福终点站》。
11月22日
今天是周日。上午，澳大利亚《天安门时报》主编电话采访了我。
下午，复旦大学的同学杨鲁军专程从上海来探望我。我们已经是二十多年的好朋友，他的回程日期是三天后，由旅行社安排在成田机场附近的皇冠宾馆。他原以为可以天天来陪我聊聊。我告诉他，入境日本后就不能再返回这里。他一直陪到晚上20:00左右，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他为我担忧，但看到我精神状态很好又放心了。在与他的交谈中，我得知习近平将要访日。或许，鲁军也是专程来劝解的。我希望我们能在上海见面。
我与鲁军都是1983年考入复旦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他的专业是经济学，我的专业是管理学。20世纪80年代，我们都非常活跃，出书、写文章、讲课，参加社会及学术活动。我还担任复旦大学研究生会的常务副主席、上海市学联研究生委员会主任、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会长、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所长，他也兼任中国企业发展所副所长。当时，二十多岁的杨鲁军已被官方媒体称为中国最年轻的经济学家，出版了《论里根经济学》等著作。受八九·六四的影响，我们都改变了人生轨迹。
期间，一位日本作家温子小姐也从中国乘飞机来探望我，她的中文很流利，并转达了国内知名博客连岳的问候。她告诉我，我的推特关注度发展迅速，已有三千多关注者，而且他们的博客都在传播我的回国故事。她特意送我两块可以擦写的告示板、几支专用笔和一把擦刷。从此，告示板代替了卡片，我不再寒酸了，显得有些现代化。写的抗议内容和文字颜色经常变化，也能吸引过路旅客的眼球。
今天关心我的电话也很多，其中有日本的田中文先生转达美国的刘国凯先生的问候与援助，在台湾大学任教的王丹先生也来电话问候。刘国凯是总部在美国的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王丹是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学生领袖，流亡于美国，与我一样被禁止回国，现在在台湾谋生。
刚才德赛公园的鄢先生来电话：“很多国内的朋友没有看到你今天的推特消息，很担心，你是否有什么事？”我告诉他：“谢谢大家的关心，我很好，只是因为下午与老同学聊天，没有时间在电脑上写作，现在正在写推特。”
杨鲁军，1961年8月生，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思想家，毕业于复旦大学。上世纪80年代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及文章百余篇。出版专著《论里根经济学》等著作，并有大量译著。先后在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国际研究所、上海经济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和平与发展研究所等多家研究机构担任研究员。1988年当选上海十大杰出青年。上世纪90年代在香港出版《解析中国》、《中国当代神话录》等多部政论集，引起广泛重视，他的不少见解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