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正虎诉状（4）：维护作者自由出版权利与著作权
上海的司法公正吗？上海五颜六色的经济繁荣、豪华气派的高楼大厦，能遮掩上海司法的落后吗？上海市民冯正虎亲身经历的36个案例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
4个刑事、行政再审案件长期没有立案回复，见错不纠，无赖到底。32个行政、民事的第一审案件既不立案又不裁定。36个案件各自实体内容不同，将来可以由法官依法判定错对，但现在都有一个共同问题就是遭受法院司法不作为的侵害，尚未审判就被非法剥夺诉权。
现在，冯正虎将公开36个被剥夺诉权的案件诉状，让公众评判：冯正虎的诉讼案件是否可以立案？即使不予立案，法院是否也应该依法出具不予立案裁定书？冯正虎遭受的侵害，也是很多人的遭遇，受害者可以分享冯正虎的诉讼经验，并把冯正虎的诉状作为诉状样本，依法维权。
在此，公开《冯正虎就作者无权出版自己作品《日本企业》中文版的案由状告上海新闻出版局的行政再审案》诉状。本案涉及中国公民出版自由权利与著作权的问题。如果我们胜诉，我们可以自由地出版发行自己的作品。这就意味99.999%的中国公民与我们一样，马上可以真正享有出版自由权利与著作权人的权益，自由地创造自己的作品、发行自己的作品，不再恐惧因行使自己的权利而遭受惩罚。从此，中国公民就进入真正享有出版自由权利的时代。
再审诉求：撤销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08）卢行初字第12号]，撤销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关于对冯正虎、上海天伦有限公司〈关于〈日本企业〉中文简体版电子出版物的出版许可及备案的申请〉的答复》，依法保护《日本企业（2007-2008年版）》中文简体版一书著作权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
本案被告：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承办法院及责任人：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法院法官沈洁、巢炯、李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糜世峰、李思国、李欣。
本案再审管辖法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第一次提交再审申请书的时间：2010年4月15日。最近再次提出的时间: 2012年10月24日（用邮政特快专递EMS：EP239649976CS，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但是，上海法院既不立案也不裁定，耍赖不复。
截止2012年12月31日，超过法定立案受理时间的天数：1102天
维护作者自由出版权利的行政再审申请书
申请人：冯正虎，男，1954年7月1月出生，汉族，研究生学历
地址：上海市政通路240弄3号302室
邮编：200433
电话：021-55225958
原审原告：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政通路240弄3号302室
邮编：200433
被申请人：上海市新闻出版局
住址：上海市绍兴路5号
申请人不服对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08）卢行初字第12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08）沪一中行终字第194号]，提起行政申诉。
2009年2月上旬，申请人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提出再审申请，立案庭法官不收申请人的再审申请书及证据材料，说等领导决定后再办理。
2009年2月12日申请人去北京探友，2月15日遭上海市政府信访办工作人员绑架，被非法拘禁在上海海军东湖招待所41天。释放后，申请人于4月1日出国。同年6月7日起，申请人回国时遭到上海官员连续八次的非法拒绝入境，最后中国政府纠正上海违法官员的错误，保障申请人的回国权，于2011年2月12日顺利回国。这一期间申请人无法正常行使在国内的诉讼权利。
回国后，2010年4月上旬，申请人再一次亲自去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提出再审申请。立案庭法官不收申请人的再审申请书及证据材料，说要等领导决定后再通知办理。
2010年4月15日，申请人将本案的再审申请书及证据材料用邮政特快专递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潘福仁提交。（EMS凭证：EF463227951CS）
2010年5月之后，申请人多次去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催问本案的再审情况，接待的法官是郭老师。她也不收申请人的再审申请书及证据材料，但将申请人来立案庭申请再审一事记录在立案庭的记事本上，并复印了一份申请人的再审申请书。她说：“这可以证明你已提出再审申请。” 她的态度很好，一直让申请人耐心等他们领导的审查决定。但是，申请人等了半年多，立案庭的领导一直未回复，而负责接待的郭老师却调离工作岗位。
2011年4月中旬，申请人又去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催问本案的再审情况，并再次提交了再审申请书及证据材料。立案庭法官沈意说：“本案未在二年内提出再审申请，故不可受理了。”申请人向她解释：“本案已在二年内提出再审申请，以上一年郭法官在立案庭的记事本上的记录及我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潘福仁提交再审申请书及证据材料的邮局凭证为证据。”沈法官收下申请人的再审申请书及证据材料，并答应会转交给领导，但她也不肯出具收到申诉材料的收据。
嗣后，申请人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多次电话催问或亲自登门。
申请人每一次进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都要经过法院门口的接待室立案窗口登记并预审，获得接待窗口法官的认可后，才可以拿到进门单进入法院内的立案大厅申诉，所以申请人每次来法院申诉都有记录在案，以此证明申请人的申诉事实。
2011年6月3日、 7月29日、8月26日、9月22日，申请人又去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催问本案的再审情况，接待的法官是乔林、沈意，他们还是说：“领导没有决定。”
申请人曾批评乔林法官：“现在有些法官什么没有学好，而学会耍赖。诉讼当事人来申诉，法官不收材料，即使收了材料，也不出具收据，不立案不回复，故意让案件诉讼的法定期限过期，之后又以超过期限为由不予受理立案。普通的老百姓可以让你们活活气死。幸好我还有给法院邮寄诉状的凭证及其他证据。”
即使从申请人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潘福仁提交再审申请书及证据材料的2010年4月15日计算，至今也已有1年6个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既不立案也不裁定，显然是违反法律规定。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再审立案不是依据法律，而是听从领导的旨意。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以及法院的公信力，申请人于2011年10月7日再一次用国家邮政特快专递（EN694077532CS）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孙建国提交再审申请书，希望法院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处理，并给予立案或不予受理的裁定。
但是，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然不回复，自动放弃二审法院应当先受理行政案件再审的职权，企图以不受理再审的做法来包庇该院的错判。
因此，申请人于2012年10月24日用邮政特快专递（EMS：EP239649976CS）向上海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但是，上海法院至今既不立案，又不裁定。
请求事项
1. 撤销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08）卢行初字第12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08）沪一中行终字第194号]
2. 撤销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关于对冯正虎、上海天伦有限公司〈关于〈日本企业〉中文简体版电子出版物的出版许可及备案的申请〉的答复》, 依法保护申请人作为《日本企业（2007-2008年版）》中文简体版一书著作权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
事实与理由
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08）卢行初字第12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08）沪一中行终字第194号]的企图，就是为了逃避对本案实体的审判，制造一个司法程序上的伪问题，转移诉讼焦点，达到狸猫换太子的目的。所以，申请人在本诉状中揭露这个伪问题的错误，但更重要的还是阐述撤销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关于对冯正虎、上海天伦有限公司〈关于〈日本企业〉中文简体版电子出版物的出版许可及备案的申请〉的答复》的事实与理由。只要受理申诉的法官及公众知道这起行政诉讼案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就清楚原审法官的错判。
一、一审、二审法官的不立案裁定是一个伪问题
冯正虎、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不服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新出法规[2008]1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08年2月29日向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法院提起状告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的行政诉讼，3月10日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法院受理立案，并在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2008）卢行初字第12号]上明文写道：“冯正虎等：你诉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一案的起诉状已收到。经审查，起诉符合法定受理条件，本院决定立案受理。”但是，受理后拖了一个多月也不开庭审理，最后法官还是屈服于行政部门的压力，于4月13日签发了一个荒唐的不立案裁定书。
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08）卢行初字第12号]写道：“本院认为，原告冯正虎、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诉请事项内容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中规定的人身权、财产权范畴，故本案两原告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起诉条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这些〈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冯正虎、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的起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9元，退还原告冯正虎、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同样一家法院，本案诉讼请求、事实证据、法律依据都没有变，前后相隔1个多月，法官的判断就变卦了。原告当然不服本案一审合议庭法官的裁定，原审立案庭的法官或许也不会同意一审法官的闭眼胡说。
2008年4月29日原告冯正虎、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但是审理了近四个月后，8月10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二审法官还是签发了维持原裁定的不立案裁定书。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新出法规[2008]1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告诉申请人：“申请人对本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是，管辖地的上海法院却对申请人（原审原告）关闭法院大门，实际上剥夺了申请人（原审原告）的诉权。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关于对冯正虎、上海天伦有限公司〈关于〈日本企业〉中文简体版电子出版物的出版许可及备案的申请〉的答复》（以下简称《答复》），致使申请人（原审原告）无法自行出版发行自己的作品《日本企业（2007-2008年版）》中文简体版，侵犯了申请人（原审原告）的著作权，所以申请人（原审原告）先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提起行政复议，后来又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法院判令撤销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答复》。作者的著作权是否属于作者的人身权、财产权呢？本案一审、二审合议庭的法官应该阅读一下《中华人民共国著作权法》，该法第十条已明文规定：“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财产权：—-”。本案涉及到该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发行权（“发行权，即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这是一项实实在在的财产权，如果上述法官愿意各买一本《日本企业（2007-2008年版）》，原审原告就可以收到三笔钱，这是作品所得的报酬。难道钱还不算财产吗？既然做法官，就不应该在如此简单的问题上犯错。本案审理的法官不应该重复模仿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曹洁的手法：故意在司法程序的裁定上犯错，剥夺当事人的诉权，达到回避对案件实体的审判、帮助行政部门逃脱败诉的目的。
这种伎俩在2005年已被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使用过一次，同样是状告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的行政诉讼案。二审法官曹洁是以上诉人冯正虎的诉讼时效超过为理由剥夺冯正虎的诉权，使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摆脱败诉的窘境。当时，也是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法官做了替罪羊。上诉人冯正虎知道，或许曹洁自己也清楚，她是明知故错、假装糊涂，把坐牢的时间也错算为人身自由的时间。现在这个错案已由最高人民法院受理审查，当时受理的法官明确肯定这是一个错案。在《对抗最高人民法院的上海法院》（《督察简报》2007年11月1日第6期）上已有介绍，我们就不再赘言。申请人希望上海的法官应当放弃使用这种伎俩，把法庭作为一个讲道理的地方，让申请人（原审原告）与被申请人（原审被告）都来讲理，辨明是非，秉公司法。
所有看到原告诉状及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08）卢行初字第12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08）沪一中行终字第194号]的人都明白本案涉及的程序问题是一个伪问题，实体审判是一个棘手的真问题。申请人原封不动地把起诉状的内容抄录在再审申请书的第二部分里，请再审法院的法官评判。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申请人曾经就《行政复议决定书》（新出法规[2008]195号）的错误对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提出批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已于 2008年3月8日致函表示歉意，并更正错误，重新签发了《行政复议决定书》（新出法规[2008]195号）。应该公正地说，中央机关的行政官员比地方官员大度明智，知错就会改。如果上海的行政官员不是如此霸道、及时纠错，申请人也不会穷追不放，一场又一场的官司，把一些不称职的法官也拉出来亮相。
二、状告上海市新闻出版局诉讼请求的事实与理由
冯正虎与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共同创作的新作《日本企业（2007-2008年版）》中文简体版（上海版权局作品登记号：09-2007-A-248),是国际上第一本全面介绍日本企业的中文版日本企业信息大全。本书介绍3万余家日本企事业单位以及日本47个省级地方的最新概况，还编著了对日经济合作与竞争的必备知识，完整地反映了日本企业的现状以及日本对华投资贸易的现状。本书利用国际上最新的电子书制作技术，把A4版面近6千余页的浩瀚信息汇于一张光盘CD，数据最新、资料翔买、检索迅速、携带方便。
这样一本有益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创新之作于2007年9月制作成品，但是现在还不能让国内的中国公民分享我们的成果，经历近五个月的行政审批及复议，现在还要进入司法诉讼程序，或许等到出版之时已是一本没有阅读价值的旧作。作者享有中国宪法法律规定的出版自由权利及著作权是多么艰难，这是中国的特色，或许世界上中国不是唯一的，大概其他没有法治的国家也是这样吧。
我们作为《日本企业（2007-2008年版）》中文简体版电子出版物的著作权人，根据中国特色的办事方式，这部作品制作完工后，自愿支付100元人民币向中国官方的版权局进行作品登记，获得上海版权局的作品登记证书，作品登记号：09-2007-A-248，以此证明我们是本书的著作权人，可以享受中国著作权法规定的权益，受中国政府保护。
据官方介绍，这张政府部门颁发的作品登记证书，打官司时派用处，中国的法院认可官方的证明。然后，我们又根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第八条、《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重大选题备案办法》第三条第十五款，向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提出《日本企业（2007-2008年版）》中文简体版电子出版物的出版发行许可及备案的申请。
但是，作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地方行政机关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没有履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自己制定的规章及受理备案的义务。而且，没有法律依据擅自规定，出版物应当由出版单位出版，这一规定实际上剥夺了中国公民的出版自由权利与著作权，侵犯了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关于对冯正虎、上海天伦有限公司〈关于〈日本企业〉中文简体版电子出版物的出版许可及备案的申请〉的答复》仅是歪曲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出版管理条例》，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新出法规［2008］1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错误更严重，连与新闻出版相关的唯一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条款也写错，而且歪曲法律关于发行的明确定义。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的行政不作为及侵权规定，致使中国公民的作品无法在中国出版发行，侵犯了中国公民的自由出版权利与著作权人的权益。
（一）官方批准的出版单位独占中国公民的出版自由权利，这是违宪违法的部门规定。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行政复议决定书是以新闻出版行政部门长期以来对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的误读为依据，他们认为，“根据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出版物应当由出版单位出版，设立出版单位应当依法办理许可手续，即《日本企业》应当由依法批准的出版单位出版；”换言之，除了官方批准的出版单位，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出版发行自己的作品，这就表明中国公民没有出版自由权利，著作权法规定的著作权人的权益也不受中国政府保护。这是新闻出版行政部门为了垄断出版的利益，长期以来通过文件颁布与非法行政强化了这个认识。事实上，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也不敢公然剥夺中国公民的出版自由权利，根本也没有为出版单位这个商业机构谋取垄断权力的条款。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第九条（“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等应当由出版单位出版。”）仅处于本条例的《第二章出版单位的设立与管理》之中，是针对出版单位而言。这一规定是明确了出版单位的法定经营范围，授予出版单位可以经营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的权利，但不是授予出版单位可以垄断经营出版物的权力，更不应该把这一条款曲解为禁止著作权人自行出版的条款。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第九条没有列在本条列的《总则》中，不是对全体中国公民的要求，而且没有类似《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第八条的禁令性法律用词。但是。在本条例《总则》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力求保护中国公民出版自由权利的条款，即“第五条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予以保障。”
出版单位是什么性质的单位？是工商局登记注册的商业单位，唯利是图是它们的本质，自主经营是它们的权利。它们可以不出版发行没有盈利或不感兴趣的任何出版物，还可以奉命禁止发行已经出版的出版物，根本不顾作者的意愿，任何公民也没有权利要求它们履行出版的义务，因为它不是行政机关，它没有行政许可权。靠出版单位承担起新闻出版行政机关的出版管理职责，不仅使中国出版单位的创新能力萎缩，还会产生中国特色的出版腐败—出卖书刊号。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规定中，作品的创作人（公民或单位）是著作权人，享有著作权人的权利，而出版单位仅是邻接权人，也就是出版单位在取得专有出版权后，在传播作品中产生了自己的权利，即对出版物享有邻接权。没有作者的出版权利，也就没有出版单位的出版权利，出版单位的出版权利仅是作者出版权利的派生。出版单位本身没有著作权人的权利，所以需要新闻出版部门根据法规许可它能经营这种具有著作权的文化产品。但是，中国公民的出版权利已有宪法及相关法律予以保障，也就根本不需要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多此一举做出许可的规定，而且法律也没有授权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拥有限制公民出版自由权利的权力。
中国现行的出版管理体制就像烟草专卖经营体制一样，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就像烟草专卖局，大大小小的出版单位都是有专卖许可证的烟草商店，其他个人或单位一律不许自行出版，包括著作权人。而且，大大小小的出版单位都必须听命于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它们的生存权（经营许可证与书刊号）掌握在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的手中，决定作者是否可以出版的最终决定权还是在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当它随意禁止一本书的出版时，出版单位必须服从，谁也不敢依法抗争。新闻出版行政部门一方面把中国公民依法行使出版权利的行为认定为“非法”，另一方面允许这些靠它施舍生存权的出版单位独占著作权人的出版权，其目的就是使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压力下，继续维持行政部门的利益，独占中国公民的出版权益。按道理说，在出版领域里，真正的主人是作者，新闻出版部门的官员是靠纳税人养活的、是应当为人民服务的仆人，具有邻接权的出版单位是作者的邻居，也是受主人邀请进来帮忙的客人，但是这个正常、和谐的关系却在中国的出版领域里被颠倒了，仆人赶走主人，霸占主人的家产，客人也乘机反客为主，主人使用自己的财产时还要得到奴仆与客人准许，甚至还要支付费用（书号管理费等）。从中国的宪法法律来判定，中国长期实施的新闻出版专卖管理体制是违宪违法的，这种管理体制及其形成的潜规则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是完全依靠行政强权支撑着，它与中国法治化进程是背道而驰的。
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第九条的规定，与我们根据《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第八条的规定向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提出《日本(2007-2008年版）》中文简体版电子出版物的出版发行许可申请的事项没有关系。如果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总则中有这样的条款：国家实行出版物应当由出版单位出版发行的许可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包括著作权人）未经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许可，不得出版发行任何形式的出版物（包括自己的作品）。相应地，《出版管理条例》还要增加出版单位必须出版公民作品的义务。中国公民就不麻烦新闻出版行政部门，会依法向某个出版单位提出出版发行请求。但是，现有的《出版管理条例》没有这些条款，新闻出版行政机关不能越权授予出版单位垄断权，允许出版单位可以独占中国公民的出版权利。当然，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可以提议国务院修改《出版管理条例》，进一步满足自己部门的利益，但《出版管理条例》未修改之前，新闻出版行政机关也不能擅自主张，必须格守尽责、依法行事。如果国务院满足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权欲，修改出来的《出版管理条例》会在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上通不过，即使通过了也要遭到违宪违法审查。
（二）决不容许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有法不依，违宪违法的规章又不废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出台后，《出版管理条例》及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的规章文件涉及到违宪违法的部分应当修改或废止，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应当更充分地保障公民的法定权利。但是，如果行政部门为了维持自己的部门权力不愿废止，一般公民也只好遵守，因为一般公民没有废除规章的权力，只有法院才有终止违法的规章文件停止执行的司法审判权。面对行政部门的恶规陋章，颁发者没有收回，法院还没有裁定废除之前，行政官员也应当执行，不能擅自不作为。
原告是《日本企业（2007-2008年版）》中文简体版电子出版物的著作权人，不是出版单位；我们申请许可及备案的项目是很具体的一本书，根本没有提出设立出版单位及发行单位的许可申请。但是，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的答复、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行政复议决定书都是答非所问，没有履行它的审批职责，没有直接批复申请人关于《日本企业（2007-2008年版）》中文简体版电子出版物的出版发行许可申请是否批准或不同意。
根据《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第八条的规定：“国家对电子出版物出版、复制、进口、发行实行许可证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许可，不得从事前款规定的电子出版物经营活动。……。”这条规定是放在本规章的总则中，而且是指向所有中国公民。“任何单位和个人”也就不仅仅指出版单位，是包括所有的人及单位；“……未经许可，不得从事……，就是禁令式的条款。所以，我们向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提出许可申请，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审批许可，都是这部规章的要求。我们不敢违抗恶规陋章，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也必须履行审批职责，否则就是行政不作为。尽管这部规章已违宪违法、破绽百出但没有废止之前，我们与上海新闻出版局也只能处于如此尴尬的境地。新闻出版部门的行政不作为或不许可，都是侵犯了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未经新闻出版部门的许可，我们当然不敢出版，只好让有益于社会的好作品被摧毁，目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遭受侮辱，谁愿意为出版一本书再去坐牢？
在本诉讼中我们不用很大篇幅提出对《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的批评，其实这个部门规章不仅违法，而且脱离现实社会，很多规定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自己都无法认真执行。例如，本条例第二章已成为可笑多余的规定，电子技术的普及化使每个法人单位或个人都有能力把信息作品制作电子出版物向客户销售或赠送，这种技术上简便快速使99％的单位根本没有想到备案，倒不是故意要冒犯行政部门的规章。而我们这些为数极少的备案者就显得迂腐，当我们去备案时，连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也觉得奇怪，还要请示上级领导，因为即使备案也是没有下文的，他们已经没有备案回复的配套措施。但是，这份过时的规章既然没有废除，也没有修正，还是有效力的。我们小小老百姓是不敢冒犯的，还是恭恭敬敬地当一回事为好，免得受到行政部门的“选择性惩罚”。
根据《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本规定称电子出版物，是指以数字代码方式将图文声像等信息编辑加工后存储在磁、光、电介质上，通过计算机或者具有类似功能的设备读取使用，用以表达思想、普及知识和积累文化，并可复制发行的大众传播媒体。媒体形态包括软磁盘（FD）、只读光盘（CD-ROM ),交互式光盘（CD-1 ),照片光盘（Photo-CD）、高密度只读光盘（DVD-ROM）、集成电路卡（IC Card )和新闻出版署认定的其他媒体形态。电子出版物的制作、出版、复制、进口、发行适用本规定。销售计算机设备或者其他商品附赠电子出版物的，适用本规定。举办电子出版物展览、展销、订货会的，适用本规定。”因此，我们制作的《日本企业（2007-2008年）》中文简体版肯定可以称电子出版物，也应当适用本规定。
《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第八条的规定：“国家对电子出版物出版、复制、进口、发行实行许可证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许可，不得从事前款规定的电子出版物经营活动。电子出版物经营单位应当在其经营场所张挂许可证，接受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检查。电子出版物经营单位不得超越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经营范围从事电子出版物经营活动。”本规定没有明确指明不包括作者自己出版发行自己拥有著作权的电子出版物，还是仅指以电子出版物为商品经营的电子出版物经营单位。如果本规定第二条规定是包含作者自己出版发行自己拥有著作权的电子出版物也需要行政许可这个含义，那么这个条款就会违背上位法。宪法、著作权法、行政许可法及国务院的出版管理条例都没有授权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可以制定这项权力，这是越权，是侵犯公民的著作权。如果新闻行政部门作出解释，认为我们这些作者可以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六项权利，即销售或赠送自己的作品是不需要行政许可的，我们当时也就会撤回行政许可申请。
但是在《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还没有废止之前，我们还是愿意先按许可的办法办理一下。根据本规定第二条的含义，如果任何单位和个人经许可、就可以“从事前款规定的电子出版物经营活动”。其实，我们只需要很小很小的电子出版物经营活动范围，只要让作者享有著作权法规定的权益，能发行自己创作的作品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向上海市新闻出版管理局提出《日本企业（2007-2008年）》中文简体版电子出版物的出版发行许可。同时，根据《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第二条及其他相关条款的规定，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是受理并审批这项行政许可的具体行政部门。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应当履行职责受理许可申请，及时审核并报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
我们知道，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很清楚它执行规章的后果，将会有成千上万的公民都会将自己的作品直接寄送它审批,而且它还必须批准出版发行,如果无法律依据不批准，就会遭受成千上万件行政诉讼官司，这个部门将会被这项审批及诉讼的工作压垮。但是，它们现在以这种答非所问、蒙混过关的方式也是无法抵挡中国公民要求享有出版自由权利与著作人权益的浩浩荡荡的潮流，我们仅是一个开头而已。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应当尽快主动废除所有违宪违法的、不合时宜的规章文件，才可以摆脱自己处于“不执行规章文件是行政不作为，执行规章文件又是导致违宪违法的行政后果”的尴尬境地。
（三）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必须遵守中国宪法法律，归还中国公民的出版自由权利。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应当认真学习一下中国的宪法法律，法律条款都是有严格表述的界定，不可以仗势随心所欲，任凭公权侵犯公民的合法私权。起草行政复议决定书也要认真，不应该出现法律条款写错的严重错误。我们在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提出的行政复议书中明确写道：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的具体行政行为致使申请人无法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六项规定的权利（“发行权，即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使一本已在上海市版权局登记备案的好作品无法面世，损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但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行政复议决定书却错误认为原告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六项，它由此又对发行权作了含糊不清的解释。事实上，原告根本没有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六项，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也没有这一款这一项，第六条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没有后续什么款项。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应当重新发文更正它们的错误，法院仅凭适用法律错误这一点就可以判决撤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新出法规[2008]1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国家文书是不可以马虎的，盖上中华人民共和国部门大章就应当负责任。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让大家找不到发行的法律定义，他们就可以自由解释，把发行的概念搞得玄乎，把公民依法自行出版发行自己的作品与出版单位以他人出版物作为商品经营的出版发行行为混为一谈，让中国民众糊里糊涂地被剥夺了出版自由权利与著作权。其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发行权的解释是明确的，而且就是在本法律第十条第一款第六项中明文指出，“发行权，即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而且在本法律第十条中还明文规定，“著作权人可以许可他人行使前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并依照约定或者本法有关规定获得报酬。”著作权人可以许可他人行使自己的权益，但不可以自己行使自己的权益，这是什么强盗逻辑？或许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及各地新闻出版行政部门信奉，但中国民众已不接受这个强盗逻辑。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行政复议决定书中认为，《出版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43号）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效力高于规章。这表明它还懂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那么它也应该知道，宪法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与出版物相关的宪法法律是什么？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行政法规《出版管理条例》、规章《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都不可以违反宪法法律的规定。宪法、法律、法规、规章、文件都是有严格区分的，不可以混淆。《出版管理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公民在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的时候，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而不是指法规、规章或者文件，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换言之”就是擅自越权。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申请人在行使出版自由时，还应遵守《出版管理条例》、《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申请人作为《日本企业》的著作权人，应通过依法批准的出版单位出版该作品。”这个认定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而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甚至违反《出版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条规定：“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的作品，不论是否发表，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该法第十条规定：著作权人应当依法享有的“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财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四条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该法第十六条第四款规定：“法规、规章对实施上位法设定的行政许可作出的具体规定，不得增设行政许可；对行政许可条件作出的具体规定，不得增设违反上位法的其它条件。”比宪法、法律低一层次的下位法规《出版管理条例》（国务院第343号令）第五条规定：“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予以保障。”该条例第二十四条还明确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条例规定，在出版物上自由表达自己对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的见解和意愿，自由发表自己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它文化活动的成果。合法出版物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干扰、阻止、破坏出版物的出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规章文件都不可以超越上述宪法法律法规的规定。
国务院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第五十五条对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出版物出版、印刷或者复制、进口、发行业务的违法行为规定了明确的处罚条款。这个条款仅适用于以出版物出版、印刷或者复制、进口、发行为经营业务的单位或个人，与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的具体权利是无关的。这些从事出版物出版、印刷、复制、进口、发行单位或个人对出版物没有著作权，不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的权利，出版单位得到作者授权后才有邻接权，因此这些出版、印刷、复制、进口、发行单位或个人经营出版物当然要得到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的许可，还要得到作者的授权，未经准许擅自经营作者的出版物，就是侵权行为，理应受到处罚。作者自行出版、印刷、复制、销售自己的作品是合法的，是依法行使著作权人的权利。中国的现行法律是保障中国公民的出版自由权利，法无明令限制或禁止中国公民行使著作权人的权利。在当今的现代中国，一个作者（个人或单位）拥有一台电脑、一台激光打印机、一台DVD刻录机、甚至一台小型的复印机都不是难事，把自己的作品印制成册或做成电子出版物都是轻而易举的，作品可以赠送或出售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或感兴趣的其他人，自己认为好的作品随时可以放在网上公开发表，这些都是出版发行的行为。中国公民行使著作权要经过谁的批准？如果用《出版管理条例》第五十五条来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那么新闻行政部门就大错特错。其结果，有知识的中国公民（包括这些官员自己）都有可能在违法犯罪，或许中国有上亿个违法犯罪嫌疑人。因为从一般识字的工人、农民到大学生、科学家、作家都会创作一些文字性的东西，有的只是一张纸，有的是厚厚一本，赠送自己的朋友或者销售给需要这些知识的人。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在网上写几句见解或发表一篇文章都是很自由的。这些作品印刷、复制、出版或发行都没有得到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的批准。
中国现行的新闻出版专卖管理体制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是没有益处的，反而危害中国的健康发展，扼杀中国的创新能力，还是中国出版领域腐败的根源。作品的创造是最有创新力的活动，无论是文化艺术，还是科学技术的创造都依赖于自由出版的环境，作品能否出版应当由作者自己决定。没有出版单位出版，他可以自己印制出版。作品对社会公开，对社会有益，就会激发作者的创造力，不断创新。每个人的创新就形成了国家的创新能力。没有自由出版的环境，就会萎缩个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最终还会导致整个民族、国家没有想象力与创新能力。垄断就没有竞争，出版单位可以不求上进，靠出卖书刊号也能获取利益。出卖书刊号是中国特色的腐败，或许世界上是唯一的，这是新闻出版专卖管理体制的必然结果。国际统一标准书刊号是便于图书报刊管理登记的编号，各国都鼓励公民出版图书报刊时使用，免费发放的。中国的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或许也是免费发放给出版单位的，但为什么出版单位会出卖，而且屡禁不止。如果每个公民都可以依法行使自由出版权利，出版单位的书号还可以卖给谁？中国特色的腐败也就彻底消灭了。
在胡锦涛主席大力推行依宪治国、依法行政、执政为民的治国方针下，中国公民的法治意识已经日益普遍提高，树立了“法无明令禁止即自由”的法治意识。因此，行政部门也应当与时俱进，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树立法治观念，不能仍局限于“法没明令规定即禁止”的人治观念，应当改革新闻出版专卖管理体制，建立符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社会和谐、依法行政的新闻出版管理体制。现在，应当正本清源，划清行政部门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界定。中国法律法规规章没有明令禁止：作者（个人或单位）不得编辑、印刷、复制、出版、发行自己的作品。作者编辑、印刷、复制、出版、发行哪一类的作品内容是由作者自己决定的，这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出版自由的权利，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的著作权人的基本权利。现阶段，在中国境内的中国公民只要不违反《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的禁止条款，作者应当可以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每部出版物都是合法的。无论著作权人自己印制的作品，还是没有书刊号的作品，都可以公开发行，并且依照《著作权法》第十条享有著作的收益权。因此，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必须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法律的制约，应当归还原本就属于中国公民的出版自由权利。
尊敬的法官，申请人向您提交的《日本企业》中文简体版电子出版物，请您翻阅一下，也可以判断本案的是非。作者辛辛苦苦创作了一本有益中国经济发展的书，居然著作权人的权益在中国却无法得到保障。这本经济类工具书2007年9月制作成品，至今二年半尚未面世，已是一本没有阅读价值的旧作，当时最新的信息也已陈旧了。这是我们的遭遇，也是所有具备写作能力的中国人已经碰到，或将会碰到的遭遇。
中国法律赋予我们公民出版自由的权利，但行政部门却侵犯了我们的这个权利，实际上也窒息了我们中国人的创新能力。如果中国的司法可以保障我们享有出版发行自己作品的权利，那么所有的中国公民也同样可以真正享有出版自由的权利。
申请人2008年4月也曾就《日本企业》简体中文版的出版遭遇致函胡锦涛主席，这封信由国家信访办转交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处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调查处理回复：“你提出的信访事项属于已经通过诉讼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我署依法不受理。”或许，中央机关没有想到，一审、二审的裁定是不立案，驳回申请人（原审原告）的起诉，实际上剥夺申请人（原审原告）的诉权。只要法官信口开河，我们公民的司法救济权就会顿时消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行政复议决定书》最后部分明明白白告知：申请人如对本复议决定不服，可以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是，地方法院却不认同国家政府机关的合法性，把这些政府机关的公文当作废纸一张，一旦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就遭到驳回，不予立案，致使当事人无法进入司法救济的诉讼程序，二审法院裁定后又千方百计地阻止当事人进入再审程序，一审、二审法院侵犯申请人（原审原告）的权益，庇护了地方行政部门的违法行为。
申请人请求再审法官秉公司法，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尊严，支持申请人的申诉请求，为我们、你自己以及所有中国公民争取与捍卫出版自由权利，保障中国公民的著作权不受行政部门的侵犯。
此致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冯正虎
2011年10月24日
附件：
1. 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08）卢行初字第12号]
2.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08）沪一中行终字第194号]
3. 关于对冯正虎、上海天伦有限公司《关于〈日本企业〉中文简体版电子出版物的出版许可及备案的申请》的答复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函）]
4.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新出法规[2008]1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5. 上海市版权局作品登记证书（09-2007-A-248）
6. 《冯正虎就〈日本企业〉出版遭遇致函胡锦涛主席》及《信访事项不受理告知书》
7.《日本企业（2007-2008年）》中文简体版电子出版物
8. 2010年4月15日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潘福仁提交再审申请书及证据材料的EMS凭证（EF463227951CS）
9. 2011年10月7日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孙建国提交再审申请书及证据材料的EMS凭证（EN694077532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