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12日上午，东京入管局成田机场支局负责人铃木先生又一次来到我的坐位，并告知：“你那天（11月8日下午）在这里碰到的那位王先生(指王家瑞），昨天已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离开日本，他应该会向中国政府方面反映你的情况。那天下午他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有二十几人从这里经过。”
我回答：“谢谢告知。我知道，中国政府处理问题需要时间，一下子不可能解决。”
铃木说：“你在这里已经九天，是否可以移动一个地方？”
我回答：“我与全日空(全日本航空公司)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它承诺再次运送我回国，我马上就可以入境日本。它与这次暴力绑架有关系，—–”
铃木打断我的讲话：“不谈全日空的事，我们与它没有关系。我问你是否可以移动？”
我肯定地回答：“不移动。”
铃木用官方的正式口吻告知：“我们正式要求你移动。”宣布完这个指示，就走了。
日本是一个法治社会，没有法律依据，行政强制力就不可以实施。铃木先生履行行政职责，向我知了；我不违反日本法律，可以坚持自己的权利；我们可以各行其是，谁也不麻烦谁。
或许，我这个国际访民的形象，已令访问日本的中国党政高官们感到尴尬。中国高官喜欢听歌功颂德的是多数，在国内有很多特权，但是在日本其实与我的身份一样，都是中国人、日本的旅客，一同出入日本的出入境口，最多可以享受一个外交通道的礼遇（免填一张入境卡、不按手印）而已。在异国他乡，中国人见面应当格外亲。即使我见到这些中国高官，也不会去拦他们，最多打个招呼而已。保持他们的体面，也等于保持我自己的体面，我们都是中国人。
不移动我的座位，这是我的权利。如果中国党政的这些高官不敢面对真实的悲哀，只好改道，开后门进入日本了。中国高官应当亲眼目睹一个中国公民的回国悲哀，触景生情，一个中国人的羞辱也是他们的羞辱。知耻者近乎勇。
2009年11月14日下午在日本国门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