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早走出家门，碰到守候在小区通道上的警察卞昕、管春华，他们是来拦路的。今天我的安排，上午去浦东法院提交民事起诉状，下午去上海市检察院三分院提交行政诉讼监督申请书。昨天下午我们一行5人去检察院三分院要求检察院执行《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检察官无法当场遵守法律，要请示汇报，与我们约好今天下午给予答复。
卞昕、管春华借“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的刑事假案之名，又一次违心地滥用刑事侦查权力，向我发出第39张传唤证（沪公杨刑传唤字【2016】00612号）。事实上，根据2016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四）项规定已终止了“冯正虎涉嫌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罪”这个荒唐的刑事假案。我已依法向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提出国家赔偿申请。
卞昕、管春华作为刑事警察理应懂法守法，但他们还要养家糊口，不会为了守法抗命而丢掉饭碗。他们是受国保警察之托，开一张传票就可以“合法”限制我一天人身自由，国保这个部门有权任性惯了，不把法律当一回事。国保警察张雷说的很白：法律只对大部分人有用，对少部分人没有用。一旦被国保划入那少部分的人命运就惨了，不受法律保护，任人宰割。
上午8:00我被带到五角场派出所，关押在讯问室，下午3:00释放。上午与卞昕、管春华聊天，尽管他们给我一次又一次伤害，但我仍尊重他们，同情他们，他们与我所认识的一些国保警察、法官、检察官一样，心里都清楚自己违心的所作所为，伤害当事人、又是违法的，在互联网的时代信息都是公开的。
中午正宗的国保警察登台，卞昕、管春华退场了。张雷给我带来一个盒饭，我们的谈话直奔今天传唤的案由。上海公民坚持不懈地集访人大、法院终于得到领导重视，某些部门领导被法律与民众问责的压力逼得坐立不安，又求救于国保搬兵保驾。
2016年5月9日起，每周一我们上午集访人大常委会、下午集访上海高级人民法院，不定期地集访检察院，落实1016名上海市民联署致函国家主席提出的主张与三项请求，督促上海人大常委会、高院、检察院依法处理违法的法官，保卫立案登记制，询问冯正虎等66名控告人控告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立案一庭庭长童凌的处理情况。
张雷好意劝解，我表示感谢。我告诉他：“你们也看的很清楚，我们已进行6次走访人大、6次走访法院、2次走访检察院，共计14次，都有报道。每次集访都是依法有序温和地进行，履行公民的法定监督权，也不高呼口号，仅是向接谈法官、人大官员要求法官遵守法律，参加者逐次养成守护国家法律的责任，大家都来保卫立案登记制，聚也快乐，散也欢喜。上海市民素质高、法制意识强，也通情达理，官员不会马上改错，也不强求，下次再来弱弱地催问一下。”
要结束这个集访活动很容易，因为集访的目标很低，要求司法官员及法官遵守《行政诉讼法》第51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具体的说，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立案一庭庭长童凌违法违纪得到依法依纪处理，上海高级法院崔亚东履行监督职责，依法将处理情况反馈控告当事人。法官守法纠错了，还需要什么走访催问？谁愿意辛苦地走访，我也不愿意。
拿着国家俸禄的官员、司法人不守法，而吃自己饭的老百姓却关心国家、守护法律，还要蒙受冤屈，这个国家太不正常了，老百姓也太善良。我爱自己的国家，希望我们的国家走向正常，官员、司法人公然不遵守法律，而且违法不受处罚，法律还会有尊严与权威吗？怎么让人民群众相信法律？这样的国家怎么会不乱？而且，最终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受害者。
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为推进中国法治化的理想坚持不懈、不屈不挠地奋斗，愿做一块铺路石。而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清楚自己所处的恶劣环境，不讲法不讲理讲权力，不管讲什么主义，还是依法守法的，只要领导不高兴，威胁与迫害就会伴随而来。所以，无论做什么推进社会进步的事，都要有坐牢的准备，至少要承受冤屈。几十年的亲身经历，经受各类困苦，我懂得现实。
我告诉张雷：第1次集访高院时，我穿得西装笔挺，但随手拿着一个布袋，里面有坐牢时穿的衣服及牙刷毛巾等用品，失联后免得麻烦亲人及朋友的寻找送物。权贵不信章法，指使警察抓人是很容易的。我愿意为立案登记制殉道，在控告童凌庭长的控告状结尾已写下这一段：
我们不愿做奴隶，将以生命捍卫法律，保卫立案登记制，追责到底，实现在上海每一件“既不立案又不作出裁定”等违法违纪的案例都得以纠正而不再发生，建设一个美好的法治上海。
冯正虎
2016年6月15日
图一、冯正虎的第39张刑事传唤证（2016年6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