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大和政协即将在3月初召开例行的年度会议，民间上访、请愿，或发表公开信、提出建言的活动，也和以往一样特别踊跃。50多位中国学者和退休官员最近联名要求人大，提出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的草案，有人甚至表示，中国大陆可以参照台湾的相关做法。中国维权护宪网创办人冯正虎27日接受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采访时指出，就他所知，每年两会之前，中国社会上都会出现要求制定和实施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的呼声，反映出这个问题对于中国民主化建设和反腐败行动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当局能够下决心推行这项阳光法案，将可以有效防范官员的贪腐；否则，官民之间的矛盾将会越来越大，进而可能冲击到政权的稳定。

冯正虎说：“我认为，中共中央，包括全国人大，应该是要、必须要重视、正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解决，如果官员清廉了，对我们中国的稳定跟和谐，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国）现在不是穷跟富的问题，现在是一个不公平的问题；因为更多的这些官员，有些官员就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掠取了民间以及国家的所有财产、富了自己；那么，这种造成的不公平，也造成了社会上的矛盾很大，也造成了整个社会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当中。如果有了这个阳光法以后，使得国家公务员都忠心耿耿地、真正的为人民服务，去履行他的职责；那么，这种对于社会处于一个稳定、一个法治，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关于中国大陆是否可以参照台湾的做法，处理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问题，冯正虎认为，无论是从现实情况或从理论上来看，中国大陆应该是可以参照台湾的相关做法。冯正虎指出，在台湾，总统不仅要公开财产，还要接受有关部门的审计，中国大陆的官员也应该要这么做，出任公职前以及卸任之后，都接受财产审计，以便让大家了解，他的财产增值部分是从何处得来的。

2008年2月27日

新闻来源：台湾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季平

依法而行的中道力量——中国维权运动方向与方法

冯正虎专访/采访、整理：翟明磊

访者感言:

九十多天的成田机场抗争中，冯正虎成为一个谜：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与上海市政府有何过节，有关部门为何害怕他回国？他为什么坐过牢？为什么他能成功？

他的智慧信心来自何方？

整个冯正虎成田机场事件中，国内媒体鸦雀无声，靠网民与推友的力 量才得以成 功。如今冯正虎回来了，公民独立媒体壹报与冯正虎进行长篇访谈，请这位出色的公民教员讲讲自己的故事。

这个精彩的访谈共二 十五个章节，四万字。

我想说的是：中国人没有救世主， 只有靠自己，所以从奥巴马身上你看不到中国的希望。而从冯正虎身上我看到了中国希望所在，上海有奇男子，中华有真义士，这是公民媒体《壹报》愿意冒风 险发表冯正虎长篇访谈的原因。

中国面临的巨大困境不是冯正虎一人的，所有的中国人，包括政府与强权部门都在困境中迷惑，而冯正虎是一个不惑的人，他看出了中国的出路。在社会的溺水处境中，冯伸出了一只手。

（此访谈做 了长时间的准备，除 《王者归来》章节，其它访谈来自于冯正虎成田事件前与笔者长达八小时的采访纪录。八小时采访，冯正虎对壹报敞开心扉，细说辛酸。今日发布，不仅是壹 报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中国维权史的一份重要纪录）

有时批评朋友比批评你的政敌更难 ——冯正虎

壹报冯正虎访谈（1）

王者归来

壹报与推友：欢迎你，老虎，你回国让大伙的春节分外开心。野夫还写了个 春联对子：“虎气必催天地色新，海上欣迎冯正虎。猿声难挽江河日下，人间笑看网评猿。”朋友们 说要建个博物馆，把你回国抗争的文物都陈列一下，搞一个网民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冯正虎：整个事件在我设想中推进，我唯一失算的是没有想到过境处买不到吃的。结果我四天一点东西都没有吃，靠自来水为生，饿了四天。你知道过境处虽然是两国中间地段，但其实是日本政府的地盘， 在这 个地方过去是大声说话都不行的，何况我要呆下来呢，所以我很小心。一开始陈巧文给我送来了电热水器，但我不用，还是喝生水，为什么？我必须小心，根基未 稳，要防止日方借此驱赶我。何况这是一场戏，所以我还是坚持十多天喝生水，在留下来与生命健康两者我选择了前者，直到月底媒体有大量报道，我知道我可以呆下来了，才用热水器烧水，吃方便面。

分寸感非常重要。

壹报：还记得那只小骆驼吗？

冯正虎：哈哈，艾未未送过来时，那时我 还不知道这叫草泥马，还以为是小骆驼呢。

人在那个孤单的地方，真的，对一些没有 生命的东西都会有感情。我抱着草泥马，心想正好我需要一个枕头，就把他垫在头下，但又怕弄脏它，就铺了一块毛巾。每天对着它，好象一个伴，有很多话要说。 后来我把他又放在抗议牌边，他守在那，吸引了很多眼光。

推友：你的抗议牌是越搞越多啊！

冯正虎：最早我只有在背心上写几个字，用的抗议牌子就是买的新T恤衫的衬纸，也就是一块硬板纸。后来才多起来，一开始没有人评论，我就化名舒文，评论自己。自立者，天助之，就是这样的。

推友：坐在过境处，每 天是什么感觉？

冯正虎：后来有许多人关心我，我称自己 是被全世界宠爱的孩子。一开始可没有。你想想，每天上万人从你面前经过，上万人的眼光刷刷地注视你，没有人会知道你曾是大学教授，许多人是当你是乞丐一 样，没有定力，你是不能坚持的。

我有时在边上柜子上打电脑，背向游客， 也观察他们。大多数人都认为我是被日本拒绝入境。根本想不到是中国不让入境。

有个中国人站在我牌子前，很肯定地说：“这个人肯定是日本不 让他进。”我也冒充游客，并排站在他边上，拍拍 他，指着牌子说：“喏，不是这样的，是中国不让他进。”他一回头，一愣,说：“啊，就是你啊。”

壹报：你说：中国公民从此站起来了。最近坏消息很多，而你给我的印象是比以前更开朗，幽默了。

冯正虎：这次最大的收获是：他们没有认真，你又何必认真，维权可以用一种快乐与娱乐的方式进行。

在成田机场，他们希望看到我出错，我只要一步错了， 就危险，只要我在网上抱怨体制，反共产党，他们就有理由不让我回来了。但我一步步走过来，就是为自己维权，他们就没办法了。我说我要回国，就是争取回国权，什么时候回来，我不急，因为也没有什么人一定要盼我回来，我回来又不搞政治活动，又不组党，回来我还是继续为自己维权，所以我不急。

事情差不多了，我说我还舍不得离开，我要开个新闻发布会，还要和机场的朋友们一一告别。当我宣布要离开机场了，中国驻日大使馆的人也很高兴，本来他们还要来 看望第四次。

壹报：为何日本政府一开始没有表态，拖了这么长时间。

冯正虎：两国政府之间有肯定有商议，有默契。但日本政府没想到拖那么长时间，我就把这个事情变成日本国的主权问题了。时间一长，日本政府就会害怕。为什么，日本是民主国家，有两个党，执政党不 管这个事，在野党就会拿这个事做文章。后来日本媒体都来报道了。我就知道有希望了。

一开始日本政府不发声时，我对送文件给我的机场官员 说：“现在是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在谈恋爱，你要知道，人在谈恋爱时，智商都是很低的。他们把我放在这儿，他们都不急，我们何必管他们呢。”

壹报：同意入境是中央政府的意见吗？

冯正虎：当时，中国驻日大使馆领事转达上海政府的三个答复：1.上海政府不存在赔礼道歉问 题：2. 同意你回国，先入境日本再谈回国的具体时间；3. 看你表现，再研究决定你去看世博会的问题。其中已谈到同意我回国。当然最后让我入境肯定是中央政府的决定。

壹报：第三点很有趣，好 象一个大人对孩子说：看你今天表现怎么样，作业做得好不好，再决定明天带不带你去不去动物园。政府把我们公民当小孩一样。

冯正虎，哈哈，他们真以为我对世博会有兴趣呢。也许真的可以把我当作在日本的世博会形象代言人呢。如果他们这次不让我回上海，我还想到了下一步。就是写信给上 海市政府，有关部门不是把上海访民当作世博期间不稳定因素吗?那就让他们把上海几千个访民送到我这儿来，我保证在入境处帮他们维持，管理得好好的。哈哈。

后来想一想，往好里想，他们为什么要给我安排回国日期呢，也许真的要送我一张机票，送我看世博会呢，也许安排我坐主席台呢？那么真是我误会他们 了，哈哈。

推友：网民还给你起个外号，中国第一块殖民地的总督。

冯正虎：这是上海维权人士马亚莲起的。她说我在过境处占了一块殖民地，当起了总督。

推友：你怎么和他们谈的。

冯正虎：我说我回不回国，不是一个可以谈判的东西。回国权是不可以谈判的。不谈判对我有利，对你们大使馆也有利。对我有利，因为如果要谈判，你们会让我做出什么保证，限制我行动。对你们有利，是因为回国问题是国格，如果这个都要谈判，国家没有面子。

至于党内追不追查一些官员的责任，是你们党内的问题，我不会过问，也没有兴 趣。我何时回国，则由我自己决定，我可以在任何时候回国。这就是我和他们谈的东西。别人会猜，你能回来，一定是达成什么协议，没有的。

壹报：如果这次还是不让你回来，你有没有想到第二手的方案。

冯正虎：很简单嘛，听他们的，他们送我到哪，我就在哪呆着。哈哈。

我觉得中国大使馆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大使馆离机场来回四个小时轻轨车程，他们来了三趟。我后来又在推上发了一条：意思是说朋友们送了我很多食物， 我要带回来留作纪念，如果还是不让我回国，我在成田机场还可以继续吃。大使馆的人就找到我说：你这样发推不好嘛，引起误解，我们又没有说不让你回国。

所以说我们党英明啊，最后把我都感动了，我就回来了。哈哈。

壹报：这次你为何能成功？

冯正虎：无赖怕什么？怕刁民，我就是这样一个刁民，我把自己一个知识分子降到很低很低，已经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了。接近国际乞丐了。他们就拿我没有办法了。有人说你不 害怕回来后被报复？我没有什么好怕的。第一，我这九十二天，得到很多快乐，我不生气，有什么气好生的呢？第二，我又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就是维护自己权 利，有什么好怕的，我做的都是合法的事。第三，何况中央支持我。

老实说，上海的有关部门是没有同情心的，他们绝不会因为同情放你回来，他们尊重的是实力。我是有实力的人。他们很奇怪，过去说我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还说我内心是反共的。我就笑，“哟，我内心反共，你们都知道，内心反共是个什 么罪名？”

推友：我们还有担心，有人往你食品下点毒。

冯正虎：我不担心，为什么，他们做贼 心虚，心虚的人是不敢这么做的。再说在日本的地盘，日本人最讲证据，警力能力最强的国家。查处起来很方便的。如果我九十天什么都担心，就没办法待下去了。 没有发生的事有什么好害怕得呢。因为同样没有发生，为什么不往好处想呢？我们比赛的是大智慧，不会是这种下三滥的东西。

我想人们都是好心 的，我就放心地吃。最后水果多得吃不掉，有些都烂了。每天吃维生素片。空姐还送寿司、三明治、比萨饼。加拿大空姐，美国空姐，台湾空姐最热心。

九十二天里我感冒过一次，真的很难受，但我没有写出来，我不想把自己最困难的时候展示给别人。我剃胡须，给别人一个整洁的形象。记者每次和我谈谈都笑得很开 心，我带给别人快乐，这就是快乐维权。有关部门看我这么快乐，也没办法了。如果我处处说自己很惨，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干得很有效，我才没有那么笨。

是他们把我逼成一个国际名人，结果各方面的人都来看我，这九十二天把我变成各种势力认同的、统一战线的人物。我开玩笑说，如果各方面都不想打架 了，我可以做一些统战协调工作，或许方方面面都能说得上话的。哈哈。

壹报：许多人对你这次能不能回来都没有信心，还有朋友要送你简 易淋浴器想让你长期扎根机场，大约只有向晖打赌你能回来，还赢了二百美元。不过我看到你戴着圣诞帽的照片，已感到了胜利的气息。

冯正虎：我始终相信自己能回来，我是坐过牢的人，在方寸之地的斗争，我最熟了。最后连日本的流行杂志都来采访我，还让我倒在地上摆姿势。我玩得很开心。

上海当局从来没有说过不让我回来，所有的行动都是不敢公开的。这就是希望，就象我在上海，他们不敢合法抓我，只敢穿便衣绑架我，这说明什么？他们 害怕，害怕法。有害怕就好办。

现在国家在中央层面制定了一些不错的政策、法规。但地方政府不执行，中央领导者抱怨政令不出中海南，那好，由谁带出中南海，由我们知识分子。

我们对政府要象对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一样，你一昧骂他，他就象孩子一样耍无赖到底，砸东西，反正搞不好 了。你对他鼓励，多哄他，他也觉得有面子。所以人家说我赢了，我说，我只是没输而已。

现在这么多世界媒体关注我，政府让我回来了，在这么多世界媒体关注下改正错误，这多有面子，媒体采访我，我都是尽量说政府好话，少说他们坏话。

壹报：能用一句话概括你的心得吗？

冯正虎： 我的策略其实就是四个字：难得糊涂。我们现在是个什么时代，是一个法律条文最完备，法治最不健全的时代，有这样的落差，维权就有基础。为什么说难得糊涂。 有人说中国其实是没有法制的。有的公安说“没用的，中国不讲法的。”我就装糊涂，“中国有法制啊，谁说没有。”我就是要按法律去走。弄得有关部门的人也糊 涂了，“到底有没有法啊，好像也有的喔。”他们一糊涂就好办了，就要按我的套路走了。这就叫难得糊涂，弄假成真了。

法律不去实行就是一纸空文，我们每个人维护自己权利，法律就变成真的了。

这次回国，公安一定要我妻子去接我，我妻子说我不管冯正虎的事。公安说：不行不行，你不去接，冯老师又要骂我们违法了。你在也好拉一拉冯老师。

推友：现在回来了，你还会追究他们责任吗？

冯正虎：我不生气，但并不意味着我不起诉他们，我当然要起诉。我还要重新启动我在国内的许多官司，政府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之间也有矛盾。花五十元钱起诉费， 然后我就袖手旁观，看他们斗来斗去，何乐而不为？

冯正虎：你是我最要感谢的一个人。你的文章《不让冯正虎回国是我们的国耻》让我感动，起了很大作用。

壹报：真正要感谢的是推特，推特的力量，只要推友发一个推推这个事，就是参与了这个事件，大家都希望事情能好转，还要感谢象冉云飞、连岳、长平、艾未未等著名的推友，他们每人都有上万的跟随者，有了他们，整个事情得以迅速推广。所以我画了这幅画，一只老虎，四个爪子是鼠标，又长了两支翅膀，意思是你在成田机场，硬是用鼠标走回了祖 国，而“推特之功，如虎添翼。”

还应当感谢那一位帮你设了推特的推友。

向晖刚才说：你的推跟随者已有一万七千多人，在中国名推中排在第四了。

冯正虎：是的，感谢每一个支持我的推友，说来你不信，在机场时，我研究了半天推，不知道RT是什么意思，字典又查不到，又不好意思问别人，爱面子，怕人家说你一个知识分子，RT都不知道啊。所以这九十天，我一个RT都没有，没有推过别人的推。

推友：哈，我说怎么回事，你怎么一次都没有推过别人。

注：RT 是锐推的意思，点击RT就可以将别人的推的内容推一遍。

（以上是上海推友们与冯正虎聚餐时冯的即兴发言，其实是推友共同参与的一次问答， 壹报主人完全凭记忆复原。以下访谈内容是一年前翟明磊采访冯正虎的８小时录音严格整理而成）

壹报冯正虎访谈（ 2 ）

六四中人

壹报：六四时，你在哪里，在做什么？

冯正虎：上海市学生联合会研究生委员会是我创立的，筹建时我就是主任，现在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当时是委员。我是复旦大学研究生会主席。之后创办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一直在建立公民社会。复旦一毕业，就去财大做教师。 全国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是我的老上级，我做复旦研究生会主席时他是学生部部长，党委副书记。他做财经大学校长时，我毕业了，就叫我过去。

我创办了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美国的一本杂志称我们为“企业的教父”。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是什么人组成的呢？是企业界、知识界、政界三批人组成的，直接挂在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下的，不归上海管，所以能量很大。曹建明也是我们的理事。上海当时是一报一会。一报是《世界经济导报》。一会就是我们。在八九年前做了不少事——我们做了不少事推进中国的改革，我们每年有一个中国企业发展研讨会，全国性的会。到八九年是第四次。

当年我们都是在风口上的人。八九年我们这些人应该对中国这么重大的事有个反应的。坦率地说，你不得不有反应，你逃避不了的。出自良心，也自出良知，也是社会的责任。因为我们和赵紫阳没有直接的关系。我这个人一直是主张建立公民社会，而不是依附某个领导，但我和所有的官，个人关系都很好的。这种风格我延续到现在。以人为解放很重要，依附某个官派都是没用的。当时我是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所长，我以研究所发个声明，反对政府对学生采取武力镇压。五二零社论公布，影响也是蛮大 的。我的声明当时被香港文汇报登出来。我们的团体就是参与改革，就是聚集了这批人，我领导同意就发表了。六四之前，国家安全局的人就找我谈话。我这个人就有这个特点，我虽然被审查，但我照样主持工作，我做事不乱的。该怎样开的会，还是开。我为什么没进去？——当时江泽民就是我们顾问。共产党要把一个组织的领导抓起来，就说明这个组织有问题。而当时体改所是下去的势力，经委是升上去的势力，而我们是属于经委系统的。

八九年六四后，我就被审查。所以说性格决定命运，我要是头低一低也就过去了，我始终坚持我没错。我全部把责任算在自己头上。当时上海想和北京一样把支持学生的知识分子打成一个知识分子团体，所以想打一批人。但这个事，我始终承认这个是我搞的，他们一直知道冯正虎这个人是稳的，不会激进的。我是领导，我承担。做领导很容易，方向性要明确，有悟性，第二，是肩膀要宽一点。有什么你担着，跟着你的人没有什么风险。我很清楚。

当时全国没有声音的时候，我仍然坚持八九年十二月份召开中国企业发展研讨会。朱镕基在其它大会上说过的，“冯正虎这个研究会怎么这么有钱。”是有钱，我们账上有三十几万元。这些都是企业给我们的。当时全国一片黑暗的时候。全国各地的名人都到上海来开这个会，开这会之后，公开审查，撤掉我的职务。

这个会当时一开，正好罗马尼亚事件发生。 我还是这个会的主持人。当时我在会上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可中断，也不会中断。”于是他们就和我摊牌了，要研究会停止一切活动，让我停止一切活动。我当时就回答“让我停止一切活动，不可能。即使我不当会长，也可以送点茶水。研究会停止一切活动，也不可能。我们研究会是民间团体。会长也要通过理事会来任 命。”

我就与政府方面对峙。我知道稳妥地解决研究会，能保住一大批人。90年上海市第一通报是以冯开头的，跟所有的干部打了招呼，就是说不要再上我那。最后他们用了什么方法呢，他们召集了理事会。——所以我发现和他们打交道很有趣的，你坚持法，逼着对方按照你的套路去做了。

他们召集了理事会，有反对意见的理事不能去开会。交待好的，连我们的法律顾问都不能去。召集理事会搞了几个表决：免去冯正虎的一切职务，第二宣布自动解散。 民政局的人来找我，他们担心我还会极力反抗。但我对他们说：“你警车停在我门口，我做会长一天，就要对研究会负责。你们走到这一步，我就放弃对抗。”这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他完全可以把你消灭掉的，因为他是强权。他采用这个方法，他找到台阶，我也找到了，会保全下来了，任何一个人不会因为参加这个会，而产生问题。封门的他们来了——我公章帐务都准备好了，我觉得这是做领导的责任。

你要会控制，顾全大局。不需要为了自己做英雄。作为领导 人，都应当有这个责任，既然坐在领导位置上，你就不是个人了。你就要考虑大部分跟着你的人前途与安全。我们的人安排得也很好，因为许多理事是政府里的，所 以我们工作人员被安排进了政府机关里，大家都觉得满意。无非就是我受到影响——有什么关系？当时不准我上讲台。许多人受到的遭遇我都受到了。但我不想讲。 我觉得这是我应该要做的，有什么必要把他表达出来的。

行政记大过，撤销一切领导职务。

我当时提出辞职，人才档案放在人才市场，我提出以研究生身份到国外学习。日本一桥大学要我。拿第二张出入境卡，被卡住了，我几乎天天跑到福州路出入境管理局问他，一开始骗我电脑不好，我说 “电脑不好不要紧，不要人脑不好。”我一直催他们。最后签证要到期了。据说，我的走是吴邦国与朱镕基批的。出国的前天，我拿到证件。

壹 报：为何又回到国内？

冯正虎：91年去的日本，半年后，妻子也去了日本，孩子也去了。93年以后回来，我坐牢以后，妻子对别人说 我对中国的情结太深。92年邓的南巡，对我们是有影响。当时欢迎各种人回来，不同看法的人回来。93年以后我一直是来回在中国与日本。但是我发现我在中国 一直是走不进去，有一个黑的影子追随着我，办事很不顺。我办过研究所，20世纪研究所，批不下来。我办过公司，也批不下来。总是背后有个影子。同济大学邀请我，我导师推荐的，办经济管理学院，他们很认真，院长到我家里来请我，最后也是一个影子到，突然黄了。考过复旦大学博士。我考试过关了，又堵在门口。复旦大学考论文博士，我又去考了，又不行——总是你的门被堵得死死的。最后办这个公司，因为当时公司法有了。天伦公司办下来。——我很清楚我的事业就在国 内。

壹报冯正虎访谈（ 3）

我对中国有信心

壹报：八九之后，中国政治改革陷入困境与停顿中，不少人认为政治 改革已终结，至今没有走出僵局。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心。

冯正虎：我为什么要回来，因为我对中国抱有很大的信心。我与很多知识分子不同的，我很早就做过民间领导角色，许多人个性是独立知识分子的角色，从自己感情，自己情绪出发。我考虑问题是极力考虑民众是怎么考虑的。我的朋友说：你很奇特，因为从你的经历看是苦大仇深的，但你表现的语言行为都是很温和的。我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在设计自己的这套理念，在设计中国建设的这套政治方案 时，不能仅考虑我们这些受难和坐牢的人，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理念，应该是大多数人接受，而不应当是你代表大多数。而且，大多数没有受过苦难的人，也会对社会 不满，他的不满和你的不满是不同的。不仅要考虑四五十岁人——我常开玩笑五十多岁的人是废人，五十多岁的人经历过这么多运动。我们要把眼光放在八十年代人身上，我们提出的那么多理念与方案都是要他们去实现的。所以冷静去看看听听他们怎么想，我们一些搞政治活动的人，思想停留在自己的一些经历上。而且停留在历史的类比上，改良主义就和清朝末年攀比，还觉得悲哀，以前改良主义还有个皇帝，现在皇帝都没有。他们这些知识分子的前提就是把这个历史默默套过来，他们没想过这一百年来，全都变了。

我为什么有信心，因为我看到我那么多朋友，他们还在体制内，从位置上我变成体制外，我受苦了。人家说冯正虎 你懊不懊悔，我说一点也不懊悔，我希望他们个个官越大越好，他们的灵魂，受的教育和改革初期的观念不会因为一天晚上发生变化。不会因为工资拿到一万元就变掉。年纪轻时受的影响是一生的。我当初把自己的责任承担，我的目的就是想让这些朋友继续能发挥作用，他们确实还在改革开放啊。中国近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 没有我们，我们是被边缘化的。但中国改革开放应该说还是往前走。所以我们不能把社会发展定在自己的感受上，自己的遭遇上，好象哪一天，我从事改革了，改革 都是从我开始，以前都是共产党搞的。就象有些人说的，现在的都是伪知识分子，伪维权律师。我开玩笑：“中国现在的进步都是靠这些伪知识分子与伪律师来推动 的。你们倒是没来推动的。”包括我在海外气氛中，当时我在日本六四人物中可以算最高，因为我也确实得到各方各派很大的尊重。可以拿六四做政治资历，但我没有这么做。我仍是默默做事。

特别是邓一转弯以后，一直传闻，邓说一场屠杀可以稳定二十年，这是很错误的传闻，从我经验我的判断，是什么救 了共产党，就是邓，就是他的南巡救了他，而且只有他最清楚，六四是镇压，当时一片黑暗，优秀的精英赶到国外去了，体制内的精英跟你来个不合作了。整个九零年一片倒退，西方社会一片压力。这时政权确实摇摇欲坠，这时谁看得最清楚，邓小平，这时只有他这个人物，手翻得过去，又能翻得过来的，所以南巡扶起了经济改革，就是他这一招把僵局打破了。把海外对他的围阻打破了，把海外民运的势力瓦解了，所以他确实是一个老道的政治家，海外的民运政治家确实不如他，没有他转得快。人家说政策策略是党的生命。他马上有转弯，把外面瓦解了。象我们在海外的人看到中国还有改革的希望，路还会走回来，包括体制内的，是的，他们不满 意，因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但经济改革还有一条路，许多精英又转向支持。我为什么保持信心，因为很多事情还是人来做的，89年之前呼吁改革的的人，因六四 倒的人相对来说还是一小部分。这些人如果有了从事政治改革的环境，还是会启动的。尽管我们不是在台上唱主角的，但历史潮流往前，我认为那就可以了。而且我 们现在从事政治体制改革，也是建立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经济多元化了，经济自由。我们都可以吃自己的饭。以前老右没我们勇敢吗，因为他们没有饭吃，经济上穷困死了。

我到海外，一直往国内走。我就这样过来了。

壹报：你是我采访过的人中少数能从自己境遇中摆脱出来冷静判断形势的人。

壹报冯正虎访谈（ 4 ）

坐牢

壹报：在中国一个人因政治原因坐牢可能轰动，而你是因为经济原因坐牢，归国后，你以青年才俊，留学精英的身份出版了《中国日资企业要览》，却因触犯某些部门利益，而倾家荡产，其间过程是如何的？

冯正虎：特别是这场牢狱之灾。我没有想到因为这么小的事情坐牢。这个牢,换其它人可以不坐。要走后门，我走关系打点一下，很容易的，当时的上海宣 传部长金炳华还在位。或者我和哪些机构合作。我不是的，我独立的。我思想上就是想公民出版自由，行动上我就实行——为什么不能出，我和出版社合作就可以 了。当时新闻出版局来了一个通知请撤项的时候，你如果肯听话，也不错，牢也可以免去坐。——但我们本身有自由法治的理念，又在国外待过，我们认为这种文 件，干嘛要听他的意见，我的出版是法律上认可的。 （壹报主人注：冯正虎出版《中国日资企业要览》有正式的出版社，正式的书号，其间新闻出版局突然来了一个文件要求撤项，冯正虎认为此文件是不合法的，所以 坚持出版。）

最终坐牢什么原因？一个是有关部门，这个是不在台面上的，对我的堵有关系，就是那个影子。还有原因是企业名录这种东西都要是官方，民间是不能让你出的。你侵犯了某些官方部门利益，这还是主要的原因。这个案子把中国没有出版自由的事实浮现出来了：法律上尽管你有这个权利，但是他没批你，你就不能出。

他说出版自由，但他控制出版社，就象说结社自由，他要求社团有主管主办单位管得死死的。

壹报：你为何承担全部责任？

冯正虎： 十月一号同济大学出版社和我聊。社长和电子出版部主任知道我的书号是正规的是合法的是他们给我的，其他人不知道。市里面来了一个文，这是犯忌的，大家都不 做声了。所以他们想把这个东西赖到我们头上，于是他们就往上面公安打了一个报告，说我天伦公司伪造他们的书号。我这个人个性决定命运。我不会出卖人，所以 说你们查一查我这个书号是不是登记的，一查，他们问谁给你的，我说不会说，那是你们内部的事。他们于是说：

一、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可能，他们再申请；二、停止发售。我同意了。

我想公安部门总要找我谈一次吧，没想到十三号就来抄家了。我的判断是影子在后，观念在前。因为这个名 录以前都是外经贸委做的，而且是收钱的。我这个不仅不收钱，而且贴自己的钱。抄家一个星期后，这个影子出现了。政保处把我案子拿去一个月，审不出什么又回 来了。也就一错再错，错到底。

但我为什么从来不提这个政治因素呢，因为把什么事归结到六四政治迫害，说来容易，但是也把公民权利受到侵害 的主要内容给忽略掉了。因为这确实是很典型的出版自由的问题。郭飞雄也是这样。

“你是六四的人”，——我们忘了，他们没忘记，他们定性已定好了。你不作声，他们认为你老谋深算。海外猛攻，他们是放心的，你出去嘛，肯定是要反对的。你出去，又不叫。他们更不放心你。你干吗不叫推翻共产党呢。 你应该像高智晟一样喊出来，好抓你。他们认为你耐心与定力足得不得了。但他们说你做事又和你说话不一样，又是反对他们。这是他们的模式思维：我反对你，你 开始骂我，我把套圈套好，看你骂到什么时候了，找两句话，其实胡佳也就那么两句话，正好铐你，恶法也是法。——纯粹思维定式，好多人我们是套了他的思维定 式进去了。我是逆反的，不套进你那模式，我行动表现得很坚决，语言在一个范围中。他们就没招了。我在门口经历的事也是高智晟、胡佳经历的事，但处理的结果 不同：我让他们自己觉得没意思，最后撤光了。——我从不骂他们，内心对他们好得不得了，而且挺关心他们的，你们坐，你们等吧，但是冲管冲，写管写。他们觉 得和我这样较量不合算，每次都输给你。他们的策略是，他们就是要把你封闭在一个圈子里，人堵着，这是看得到的，会让你不舒服的，然后网络让你开通，让你沉 浸在网络中，让网络资讯促动你，让你失去判断力，会让你写得越来越激进，与现实脱离，符合网上的需求与舆论。然后收口，抓人，西方政府也无可奈何，因为恶 法也是法。所以西方政府没有抗议声。

壹报：你签署零八宪章，有人找你麻烦吗？

冯正虎：零八宪章，他们（公 安）问你是不是签在纸上的，这是套你的，如果你说签在纸上的，他们就要问谁给你的。

公安：“你什么时候签的。”

我说： “你什么时候看到，我就什么时候看到的”。

公安：“你在哪个网上看到的？”

我说：“都有的”“我这小人物，北京特别看得起 我，把我名字放在这么前面。”

我说：“我认同，这是个好东西。”

公安：“好象和你坚持的看法不同的。”

我说：“有什么不同，一脉相承。都是宪法规定的东西。”

公安：“对邦联怎么看”

我说：“小李啊，邓小平就说过一国两制，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我们与台湾统一了不可能是现在国体，再说这是远景。”

公安说：“军队国家化呢？”

我说：“军队国家化是政治文明化，国家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国家化，共产党还不是领导军队吗，有什么大惊小怪。”

——“那多党制呢？”

“小李，你还是国保警察， 什么都不懂，我们不就是多党制吗？”他愣住了,反应过来:“是多党合作制。”

“合作进一小步就是竞争，合作到多党竞争是必然趋势。”

“其实零八宪章都是共产党过去提出过的东西，也是宪法里的东西，可以说共产党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这就是一个方向。”

公安：“我们不 谈这个事，不谈这个事。”

壹报：太逗了。没想到你这么和警察说话。

冯正虎：（和警察）其实可以谈得很开放，因为他们也是受网络教育的人。

我为什么对他们不恨呢，他们也是两重身份，一个是工作拿这份工资，只好到胡佳，到我们家门口去扛。但是 国保警察懂得更多，他们老是受反动网站的影响。我说现在最违法就是你国保警察，“你们这些人都是很优秀的，快点换工作。这国保部门以后肯定会撤换掉的，因为国家安全有国家安全部管了，国内刑警治安民警各管一摊，你国保管什么，就是帮领导做活。以后由于法制进步不需要私活了，你这部门干什么呢？其他人看你这 部门觉得很怕的，不知道有什么背景，但是很恨的。

中国绝大多数部门都讲法，特别是行政诉讼法出来后，从法律上来说对所有官员都有制约，警察部门，刑警，民警部门都按法律执行，只有你们国保部门，加上社会上一些保安人员，就凭这些人，无法无天管人关人抓人啊，就那么一小撮人，再加几个权贵人物。这个社会改变很容易，只要把这几个违法的权贵人物改掉，这个社会就安宁了。”

壹报冯正 虎访谈（ 5 ）

功夫墙外看中国

壹报：在功夫墙内外，是截然两个世界，在墙内是虚假的和谐，虚假的狂欢节，在墙外又是一片叫骂，让人分分钟觉得大陆政权要倒台，前景一片黑暗。

冯正虎：我有个理念，我对中国社会有信心。我和海外人有不同看法。我对某海外反共政治网站的编辑说“我觉得你们也在帮共产党”他们说：“怎么会呢？”

我说：“共产党维持政权靠两个东西，靠利益与恐惧。”“从利益上来说，改革之前，极力控制，不听他话就没饭吃，改革之后，利益松动，许多人吃自己饭，但虽然他不给你饭吃，但可以给你好处啊，所以精英听他的话，特别是经济精英。改革以后控制越来越低，因为他给好处的东西没有了。老邓还有一招，开发区一搞，让你发财去。胡锦涛没有这个资源，剩下的都是负数了，所以胡锦涛只能搞和谐，只能搞亲民的政策。人是跟利益走的。还有一个是靠恐惧，你发现吗，国内人敢说话比国外华侨敢说话。为什么海外人不敢说话。你们不断重复宣扬共产党内反动派的恐惧，让很多没有在中国现实生活的人感到恐惧，那些华侨都怕得要死。共产党中落后的保守势力在国内不提自己历史这个现象，要一分为二地看。他要提历史，重复宣扬恐惧，那么老百姓记住他的罪恶。他不提历史，又加强法制教育，老百姓忘记了恐惧又增加了信心。所以初次进行真正游行示威反抗的人其实是很少看海外反共网站的人，他对共产党是很信赖的，才向共产党要求这些东西嘛，你不是说得很好的嘛，执政为民。海外激进反共网站宣扬共产党的恐惧，让那些对共产党不满的人感到恐惧，让他们怕。宣扬得使一些民运的人士个个是胆小鬼，连签名也是匿名的。所以你们与共产党内的反动派既是冤家，又是“亲家”，宣扬恐惧间接地可以起到帮助共产党内反动派控制社会的作用。

我们的改良主义不是跟随小皇帝，我们的改良是维护宪法，不是以人为转移的。——某个政治领导人在不在台上与我无关，宪法是长久的，因为宪法要修改需要动员三千个人大代表，这是很难的。我干嘛不用。你们相信一个政治领导人，还是用旧的政治观念寄托在一个党。所有海外网站还是党派斗争，还是——“噢， 他要倒了，某个领导生病了……”我分析问题从来不看这个东西，我从不考虑这个东西，我只看成文的东西。

壹报冯正虎访谈（ 6）

要承认对手

壹报：对共产党应当如何看呢？

冯正虎：该共产党取得成果的，还是承认他。有人说：天灭中共？你不喜欢共产党，不是所有的人都不喜欢共产党，拿到好处的人还是喜欢。共产党毕竟是领导一个政府，他还要搞很多民生问题，他不是反对党。你承不承认没关系，联合国承认的。这是事 实，有些人只有感情。你承认你这个的对手，你思考问题，你和他对局方式都会改变，才有真正的政治家。我觉得我们在海外没有真正的政治家。你否认他，你不承认他，他是非人民的，你说有什么用？联合国承认它，你说联合国不好，那都不好，马英九好不好，他也和中共谈判嘛，我们要面对事实，我们要承认我们的对手。

承认这个现实。胡佳其实不是搞政治的人，胡佳很中肯。其实他是中道之人。我对他说“我不提出反对共产党，我跟你讲这道理：如果我们在太空中，一看地球上有个共产党，七千万人，一划就划出来，就象摘一个毒瘤那么容易。但我们在国内，眼睛一睁，都是共产党，说不定，你哥，你舅都是，都是好人，你打倒谁，你在家里搞斗争？我所主张的，不是简单地反对共产党，是反对侵犯人权的这些人，都是法律上的罪人。现在七千万人，全民党了，压迫者，被压迫者都在里 面，信朝鲜的，信美国的，穷人，富人都在里面。而且这个政党不成为政治学上的政党，有自己理念，自己信仰吗？——没有了，完全是利益。表面上他高举着手： “为共产党奋斗终身。”其实他想到的是“退休下来，居委会当个干部。”共产党自己明白这个问题。胡佳也笑了。没有必要鼓动。

我们反对的是 共产党内的反动派，我们支持的是共产党中进步遵守法律的力量。

我是多重角色，我是知识分子，我又是上访者，天天在这个上访圈子里面混，我知道，他们上访者根本不是跟你搞政治的人，他们没有信仰，他们只想解决利益。有很多人，他要十元，给他七元，甚至多加一元，他就离你远远的——跟你说。但他们上访者却是改良的基础，因为他们讲利益。国保警察劝告我：“冯老师，你不要和这些人在一起，他们很自私自利的，他们会出卖你，你什么层次。”我说：“我很清楚，维权上访的人，都是自私自利的。”——有些维权的人很不满意我这句话，他们在搞运动，说我把维权的人看成自私自利的，我说不是你满意不满意，是你受传统的教育太深，总把自己看得高尚得不得了，你自己受的国家集体主义教育，谈个人利益好象耻辱得不得了。其实人就是自私自利的，而且西方民主历史走过来 告诉我们：人就是为了解决自己利益，能解决自己利益的人都是不屈不挠的人，他们个人行为聚合成一个集体行为，就推动社会进步了。

壹报：中国的维权已进入后英雄时代，如何评价高智晟等人？

冯正虎：高智晟最后也把自己当成英雄，所以我很低调，把自己当一个平凡人，我为高智晟写一篇文章《光明磊落的妥协》，当人们发现他在狱中写了一篇东西时，人们很失望，认为是伪造的，包括胡佳都问过我。胡佳很失望。我说正常的，我可以确定这个东西是他写的。坐牢的人心态是不同，他是全封闭的，往往越是激进的人，会变的。人的勇气是靠逻辑支撑的。一个激进的人，本来也是不顾事实，关在封闭环境，警察让他看很多录像，人很怪的，只要有一个怀疑，逻辑支撑点有一个突破，他就会突然怀疑起自己。这是进步，他会承认部分事实，他开始考虑问题全面。也就在这个环境中会这样。他原来是个什么环境——网络环境，他极力往前走。每天一篇，非要骂到底不可。胡佳也是这样，是被拖进去的。胡佳是讲义气的人，是冲动的好人，其实他可以不进去的。是惯性拖进去的。所以名人也很累。坐牢的人，唯一给他帮助的人就是亲人。高智晟绝食时，我给他写过一封信， 让他珍惜家庭，不要你看很热闹的，外面的人支持你，其实到最后就是家庭。

对家庭的关心是他的责任。他可以不做英雄。他可以履行家庭的责任，也是应该的，他也没有出卖任何人，他只是要暂时休息一下，光明磊落。中国人很多人有这样的心理，很多老百姓，他希望人家去做英雄，而自己跟在后面搭顺便车来的。都喜欢杨佳，包括海外，自己不愿做，也做不了的事，却让别人来做。——包括自由知识分子，对政府的要求是很高的。他没想到自己要的自由，就要自己来实行，就象我这样不停地出督察简报。我们知识分子要求政府出新闻法，一千年，一万年也没用，法律从来都是对既成现实的承认，哪一天我们《新闻法》出来 了，就是我们的社会已经新闻自由了，如果我们现在这种状况，出来的《新闻法》绝对是管制新闻的法。因为现在状况就是这样。所以要靠我们自己努力，要自由现在就自由好了。

壹报：我每次看到你的《督查简报》，都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做成文件的样子呢？

冯正虎：人家说你这简报会留在维权史上，是维权的第一份“中央文件”。我这个是中央文件格式，是犯上作乱的——为什么他能出中央文件，我们不能出中央文件？每期看习惯了，如果不来，他们干部要问为什么不来啦。所以好多事情可以做，民主自由就在你脚下，每个人一步步走出来。每个人一步步走出来，中国也就自由也就民主了。包括现在，我们要政治体制改革。我还有个论调，中国政治体制改革，2003年就开始了，胡锦涛上台以后不是全民学习宪法吗？从这一天开始就已经进入 了。怎么做，靠老百姓做，不要指望他们政治人物解决问题，胡锦涛，温家宝提出一些好的政策与法律就可以，这些政策法律就靠我们在生活中实施，知识分子用生命去捍卫它。我们的法律是软弱。确实是软弱的，我们只用生命与实践去实现他，它才会变得坚硬的。

上访人员被欺侮打压，这个罪恶在截访人员这边，上访人员也有责任。因为上访人员是一只眼仅仅看重财产权，而没有重视做人的尊严和自由权利，仅仅关心自己的遭遇没有关心别人的遭遇。一再默认这样的事发生。实际上在法律上，在中央政策上，包括民众，包括守法的公务员对上访者都是同情的支持的，但这些上访人员心理的恐惧，没有打破，一直把自己看成臣民，盼望一个好的皇帝，一个大的清官，替天行道的英雄。就是没想到靠自己站起来，所有的优势都没有用好。照样被奴役，照样被欺压。

也许你自己的亲身经历，会让我们说“相信法律是没有用的”，但你可以让它有用起来。会抓你，会关你，会抓你一次，第二次不会抓你了，会关你一次，但第二次不会关你了。 会抓了我，就不会抓人家了。确实消除了恐惧，事情就会改变了。我做的事和别人不同，我们现在所有政治呼声所寄托的希望是很怪的，你既然这么不喜欢共产党， 还期望他干嘛呢？希望他改什么呢？你自己做就是了。

我现在看什么呢，就是看他有没有法律政策出来，这种法律政策出来是重要的。人会变的， 胡锦涛三年也会下去的，但他订的这个制度，以人为本，政策改不掉，大家去做，不就变成事实？你期望他，不可能。我的想法确实和有些朋友不同，我会先做。然后再影响你，将我的文件发给你，现在有你们的文件还有我的文件，每次几百份，有的上千份。上海市领导，局级干部都能收到。人家要卡我信很容易，他敢吗，还 有《邮政法》呢，他只能做什么，只能通知我周围的小印刷厂：“这个不能给他印。”如果这个是非法的，你抓我一次嘛，所以你的行动会鼓励周围的人。

壹报：在中国不少知识分子集体被利益收买时，你仍与草根结合起来，并凭良心行事，同时心中没有仇恨，温和理性，这是我要向你学习的地方。

壹报冯正虎访谈（ 7 ）

我是上帝踢给维权者的精英

壹报：你提倡快乐维权，实在和我印象中维权者苦大仇深 的感觉有很大差别啊？ 你组织的上海访民聚餐会听说蛮出名的？

冯正虎：我们维权人士为什么有信心。为什么这么开心？在普通访民的 维权圈子，我经常说这样一句话：“要做一个正常的人。”“因为你们长期在打压下，心态已不正常了，明明你是权利的受侵害者，你们心态却变成象罪犯。老是 打，被打了也不抗议只想着自己那份资产，逃，象小偷偷到东西，被打了还在追求这份资产。你要做个正常人，我还举个例子，我妻子比我还正常，他们拦在我家门 口，我妻子比我勇敢，冲上前去就把他们拉开，正常人思维绝不允许人家在家门口，你们这些被打压的人不正常了，默认了，仅仅因为这些看守是政府派出来的。

所以，第一是做正常人，我们聚会是正常的，别好象弄得我们聚会就是政府说的串连。第一次聚餐，上海维权人士聚餐，开天辟地，从来没有过的，他们很兴 奋啊，十几个警察守在门口，维权者的车也过来了，上帝帮我忙，楼下美容店的后门从来不开，这天开了，我从家后门跑掉了。第一次与大家碰上了。他们说要把聚 餐照片发到网上去。因为海外媒体就会刊登了。我就说：大家想想，一个人正常人吃了一顿饭，他会把照片放到网上去吗？你已经打了个胜仗，不要刺激对方。

维权人士们很高兴，说我是上帝踢给他们的一个精英。

国保警察说把冯正虎拉回来，我妻子说，“你们拉不回来，是你们送给他们的。” 我对派出所的人说：“上帝很公平的，在我们体制内精英太多了，要分配几个给弱势群体。我是属于分配过去的。这还不够，又让我坐了几年牢，好好训练了一下。 ”—— 从法律上训练。如果不懂法律，不能搞政治。这个坐牢对我有好处啊，没有这个坐牢，我就不会精通法律。

所以细节决定成败。我的 思维是“如果我们耀武扬威，上面会怪罪下来。”我的想法是提供一个正常人的聚会，这是他们的权利啊。我发不发在我手上，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二次， 我已被抓进去了。他们也讨论要不要开聚餐会。后来还是开了。问我对不对，我说对的，坚持就是对的。第三次，我在 外地，让他们自己组织自己开，保持正常人的聚合，不要把什么事都挤在里面，你要做其它事，到其它的地方去。我们无声聚在一起，你的欢笑对压迫你的人是很大 的压力。这是第三次。第四次，公安阻碍我。这天，正好有一个人宣布绝食。他们有个担心，聚会访民会声援绝食，这次我不在，还是很成功。我被警察扣住时，那 边聚会的人打电话过来，我说家里有事。我不想因为我个人的情况影响他们。我如果说“被警察扣留了”他们又会抗议。我是等事后结束了，我再发短信给他们祝贺 并讲了真实的原因。

所以一个人对周围把握，不让别人跟着你找死去，而是获得一个个胜利，自信是很重要的。所以全国都没有，只有上海维权人 士能聚得住，对官方也是一个适应过程。我对警察说：“下次聚会，你们也可以来嘛。”

现在，我们的官民都处于一种很紧张的状态中，老百姓走 向民主走向共和，需要一种引导，这个引导也是一种责任。以身作则是很重，网络时代不需你摆出导师的样子，你做就可以了。我出狱五年了，做书、做网站都能做 得出。而维权的陈小明帮助维权者却被劳教被打死了。

他们说冯老师做了那么多大事，没有出事。我说这是水平，我做了那么多事，都是在宪法框架下 的。这很重要，我所做的事都是透明公开，以前为什么你们不能做，因为你被心理恐惧所控制了。其实你都能做。第一次肯定受到打击，打击你的人肯定不是根据宪 法，而是长期以来的违法的潜规则。所以当我们行使权利时，反而会被这些警察法官认为是违法的。因为他们认为的法律标准是他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潜规则。我受了 难后，让人们感到做经济类的书还要坐三年牢，这才警觉起来，以前人们不会重视，推动这个方面的自由。

另外，作为弱势团体，千万不要挑起事 端，有事端也要回避。

壹报冯正虎访谈（ 8 ）

牢房使我成为改良主义者

壹报：坐牢的人，往往会种下仇恨，我奇怪你出狱后为什 么更为平和，我也经常问别人坐牢是什么感觉，我不大明白，曼德拉进牢前是一个主张武装斗争的激进主义者，出狱后却是和平主义者。

冯正虎：我从看守所出来时是个激进主义者，我从牢里出来是个坚定的改良主义者，为什么这么说。我在看守所里看过的一本李敖《法源寺》，我同样有这个感受。谭 嗣同，当时人们劝他走，他不走，他一死证明改良的路走不通，改良的路失败。我六四以后还是处于改良态度，所以很低调，一直在做，最后我还是入到监狱里去了 ——这不是证明改良的路走不通吗？我和六四后许多人一样对政府还抱有希望，还希望至少在经济改革上做点事。我的路跟谭嗣同一样，证明改良是走不通的。如果 这时我从看守所出来，我可能会是激进的态度。最后，我坐监狱了。你看很多人在看守所里是很倔，包括抗议，非常愤怒。监狱情况和看守所不一样，看守所是不断 整你的，你在处于不停地对抗之中。甚至我准备判大刑——处于这种心态。监狱里大部分时间你可以反思，监狱如何度过是很重要的。监狱比外面社会更专制，绝对 专制。而且我在监狱里比一般人受的苦要大，虽然坐了三年，但是速成班，什么苦都尝试过，我被五十六天的严管，郑恩宠没受过，我是无罪申诉的，所以我在里面 是D级待遇。我一直关在第六监区最差的监区直到出来。其实我把这次坐牢也当作社会实践的体验。

我坐牢之初，我写道：我信任法律，法律最后 是公正的，所以我不断做无罪申诉；我尊重法律，既然法律判决我，我会遵守所有监规。在服刑期间我做到了。我的理念也体现了苏格拉底的理念；当苏格拉底被判 处死刑时，他的很多学生让他逃走，他认为没必要，他是对法律的尊重，他以自己的死证明这种尊重。法律内容是不公正，但对它的形式尊重。我这几年，包括知识 分子都应该是这样做。我们知识分子看到法律对他不利就一脚踢开，制定新的宪法，新的法律，但他没有法治精神，虽然现在有许多恶法，但养成对法律尊重的精神 更为重要。

为什么有这 个体验？因为我在监狱里面能改变很多东西。我在这个最专制的环境里面运用了什么？——就是运用了一部《监狱法》：一 个是扣住《监狱法》，宣传《监狱法》，尊重《监狱法》。狱警给我很大的压力，我还是用这个法。包括鼓励周围的犯人，最后迫使监狱改变，尽管我受过很多的虐 待，最后我出来还是让你监狱输了。我提出几项请求，如废除对犯人的虐待，给犯人以休息的权利，许多人在海外写这样的文章，我在监狱里就写了。你嘴喊没用， 你要有勇气，要有向死求生的精神，我第二次被严管出来，我写了万言书，准备第三次再被你关进去。

壹报冯正虎访谈（ 9 ）

牢中牢

壹报：听说你坐了两次小牢，就是牢房中为惩戒犯人设的牢中牢，这种牢中牢可以把人逼疯，你是怎么度过的呢？

冯正虎：第一次十九天，第二次三十六天。第一次我身体发风疹块，不愿去长毛绒车间，硬要叫我去。我就在牢里大声说他们，主动要求坐这种牢中牢，而且我说：“你 出去，让我坐”。我第一次坐很带愤怒的情绪。第二次坐我根本没情绪，我恨都没有了。而且是三十六天，在这种情况下我真正体会到精神与肉体分离的感觉。很静 很静，你已经不痛了，不是思索世俗的问题，而是大的问题，回顾大的问题。没有个人，个人只有痛，生啊死啊。我理解一些坐牢的人出来为什么能考虑国策的问 题，因为他在里面都考虑过了。让你有时间让你好好考虑，安安静静。

在牢中牢，我坐在8公分宽细长的低凳上面壁，一天坐十几个小时，你只能 考虑与你肉体无关的事情，你问我你有信仰吗？我没有宗教信仰，但考虑超越生死的问题。

第二次平静进去，沉浸在里面是一种舒服的感觉，而且 你很多关都通过去了。比如，没有油水，只有白饭，酱菜，吃得反胃，不吃又饿得受不了。水泡饭，胃就破掉了。三四天，你这关过不过得去？你一定要把饭硬撑下 去。你大便拉不出来的，很痛，我昏过去也就是这一次。第二次我自己爬起来。我坐牢，没坐过这两次牢中牢，不叫坐牢。现在坐牢乱昏昏，有吃有穿。我坐的是牢中牢呢，三平方米，八公分小板凳，背后是铁栏。你不能打瞌睡的，一动就倒下来。细条的板凳，两三个小时屁股就痛得受不了。

第二次进牢中牢的最后一天，我很平静，最后倒是他们劝我出来，引诱我出来。三十天是我坚持的，三十天是极限，他们不得不加菜了。年终总结，我还是两个字：无罪。最后他们动用 了几个和我关系不错的警察劝我出来，精神虽然不错，但我身体受到了永久伤害，坐久了腿站不起来，坐骨神经受伤害肯定有的。人经过极限，也知道自己能力所在。

犯人说老冯是像法轮功的人一样坚强，没想到我能这么沉静，很佩服。从此以后，他们就不管我了——你想写申诉你就写好了，提篮桥监狱有 句话，把刑期变成学期——以后我就自顾自看书了。

壹报冯正虎访谈（ 10）

牢房是我第四所大学

壹报：坐黑牢给了你什么？李敖说没有 白坐的黑牢。坐牢的人与牢外的人隔绝。让亲属心生恐惧，焦虑，你是怎么办的？

冯正虎：我现在赢的办法都是在监狱里搬出来的。我早 知道怎么对付他们了。他们在与一个受过特殊训练的人来玩一个老的套路。他们觉得是新的，我知道第二步是什么。政府法律放在这儿，你让他硬起来，你去用他。 包括中国知识分子，你太聪明，要学郑板桥，叫难得糊涂。什么叫难得糊涂？你太聪明了——你认为法律是假的，他打你正好。你要坚信法律是真的，你就是要用， 他们是错的，这叫难得糊涂。听得他也稀里糊涂了。

我进监狱后，胡佳的事我都碰到过——通信整整半年出问题，家里信我收得到，我的信发不出 去。我跟妻子信中说，“对不起你，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我说大难以后各自回吧。”我们走过的路跟胡佳是一样的。半年，他给你送来一封，你要申 诉，他就卡你了，造成什么呢，让你和家里想法隔绝，造成一个矛盾。他们整人是有办法的，不是一个老套路。

照理说我写信，写好的，这不是蛮好的吗？警察不是，他是要造成家属接不到你的信，有一种恐惧的心理，其实他在里面也没打你。大墙外的人对过去的恐惧有一种记忆，家属为了拯救自己亲人可以放弃自己的原则。所以，我对朋友说：“以后抓进去，不要管家人要干什么事。你要喊什么口号，呼吁，你自己干。家属这个时候心里第一原则是：为了救坐牢的家人，什么原则都可以不要。这是很正常的心态。家人恐惧了，会不停地劝说你不要做什么。而你在里面就不理解：为什么家人都不理解你了？这就是警察故意造成你与家属不和。”

我有个傻劲，装糊涂，卡我的信，但我每个星期写一封。我照 写，再交给队长，后一封写到前一封。我也写狱 中客观上好的事情，我就是让你觉得你是在犯罪，你卡我每一封信，你就有犯罪的感觉——其实我们在斗心理，他们不让我寄出去，我就写了一封什么问题都没有的 信：“小晶，你好，他好，我好，冯正虎”内容什么问题都没有，你总不能不给我寄吧，就这样给他们压力。妻子写了最后一封信说：“算了，你不要写了。”当她失望的时候，我就胜利了。她开始彻底失望，就开始接到我的信了。

壹报冯正虎访谈（ 11）

这是进步时代：既当婊子，又立碑坊

壹报：为何你能坚信法律，坚信改良的路？

冯正虎：我们很多东西。包括我们改良的路，坚持一步，你就得到了，你没有坚持下来，你没试过，你凭着历史记 忆，人家说到一半的东西，你就说没有用，就要放弃。其实你坚持一下，现在环境毕竟不是过去。现在是什么时代，是既做婊子，又立牌坊的时代，比只做婊子的 时代要进步了，你要承认这一点。你把牌坊压压实。牌坊做得越大越好，我们的工作就是压实牌坊。我坐监牢，我跟他们对话的语言全是法律。我的观点是这个时代 是个讲利益的时代，所以任何个人信仰与主义都要回归到个人领域中去，公共的领域就是法律，双方要用共同的语言在谈话。毛泽东时代是毛泽东语录。我们现在知 识分子战斗也是这样，你是右派，你是左派，你是西方的，我是东方的，你是资本主义，大家如果讲主义，互相没有人理睬。现在很务实，我现在很务实。当政者也 很务实了。所以都可以争论，都没有绝对标准的，资本论在日本大学中不是很好地在教吗，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从事的政治的方式都过时了。好好要向八零年代的人 学习，我们现在看不起他们。其实他们新，他们讲利益，因为讲利益才有维权平台。

我和国保警察能打交道到现在，因为和胡佳处理方法不同。胡佳和他们讲信仰，讲主义，一个天一个地，一个南，一个北，说服不了，显得他们讨厌，我不和他们讲这个，我和他们讲法律。法律是公平的，你的行为对不对？所 以他们对我没办法，又很尊重。所以社会变了，我们公共的领域当中，政治就是公共行为，就是应当讲法律。法律是我们所有老百姓进行协商妥协的结果。

现在你说这个宪法不好，还是三千人通过的，还是有影响的。我看看我们的宪法，除了四项基本原则有人不满意，其它都满意。我对民运的人说，你为什么 要把这四项基本原则拔掉才舒服，我们的法是大陆法，是有前言部分的，他讲四项基本原则，你不舒服，你不要动它。为什么，因为现在是他掌权，他掌权，他写他 的历史，你干嘛难受，以后你掌权，你拖一笔就是了嘛。人家掌权，你硬让人家拿掉，——你还没有这个资格和能力跟他去讲话，你看它后面的权利义务对你有用 吗，你把这个实施起来。就可以了。我的护宪维权就是走这条路，我为什么支持《零八宪章》，因为他也是走这条路。国内互相在影响。从人权作为出发的角度，对 了，因为从传统民运的角度，他是把政治看成实体，变成你死我活的问题。非要把你打倒，才有我的活路。没把你打倒，你什么都是假的，我什么都不做。他们干活 是很轻快的，不用干活的。只要写一个文章，打倒***。他们认为干其它活也没用，我们要做很多实实在在的维护公民权利的事。我们从人权的角度，你也有你的 生存权利，他听了放松了一下——你也让我活下来了。但你的权力太霸道了，我想要回我自己的权利，而且是在宪法法律上规定的，你不能阻拦我的。他也不能显得 太霸道，当公民力量强大时，你也不用消灭他了，他也到了一个相应的位置。所以我们好多政治理论工作者，可能他们的学问比我深，他们很多口号都有很大的错误， 要求选举，要求选举法。这个法，那个法，谁定，要现在的人大定，他们怎么会制订对他不利的法。矛盾，不可能，你又要他这样去做，这样有了矛盾。你说不相信 他，做的时候，又要依靠他给我们一个好的。潜意识把共产党看成一个上帝一样，他能给我什么什么好的。尽管你的文章是好的，但你客观上的请求就是把他看成救 世主，要求他给我们一个民主。要求他给我们一个出版法自由法什么，你没看到民间的公民力量。

我开玩笑对一些朋友说，你们学问比我深，看历 史书比我多。我历史书看得少。你们说这个象谁，那个象谁。我说这个对改良不起作用。

中国改革，你说三权分立，我说行政这一块，你根本不用 管，不用你操心的，当家人会把行政这一套改得好好的。没有一个老板想把仓库搞烂的，行政就是管仓库的。现在行政上做了很多，所有的行政官员受到制约，公务 员越来越中立。现在是司法与立法越来越腐败，法官无法无天。你要促进政治体制改革，体制外体制内的人应当把精力放在这个上面。

壹报冯正虎访谈（ 12）

访民是政治改革推动力

让他们推动人大代表

壹报：现在有个比方，你来听听。一架飞机，被劫匪绑架了。劫匪杀掉了驾驶员，有人说应当起来反抗，杀掉劫匪，有人说应当教会劫匪开飞机，还有人说当瞭望员， 告诉劫匪快撞上山了，可是劫匪们根本不听。怎么办？

冯正虎：当然现在要否定革命，不能一群人冲进皇宫，把政权推翻。为什么说不能 革命，这是与民主设立的目标有关系。我在研究生时是学战略管理的。你要建立一个什么政治目标，你要建立一个民主社会的目标，那么你达到这个目标的确要经过 议会斗争吧。过去的议会斗争是错误的。

我以前做企业发展研究会讲的是以中国企业发展与中国企业家成长为目标。当时没有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 家嘛，当时从哪转变过来，从大量的国有企业转变过来。国营企业还是主体。中国要完成政治体制改革，谁来做，中国现在也是缺少政治家，除了官僚还是官僚，从 哪里转化过来，从现有的人大代表。这是很大的一部分，我总是认为人的思想是跟屁股走的，中国体制改革是要人来改的，你这样一个团体，这样一个机构，人决定 的。我就在考虑如何改变它。我现在不断地通过打官司，迫使法官正视法律。

壹报：有人说中国政治改革已经结束，中国未来政治走向何方？

冯正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要找到一个希望，体制改革是要人改的，社会中谁是你基础的力量？我现在发觉，我为什么能帮助这些维 权的人。国保说得没错，冯正虎是搞政治的，郑恩宠是半个搞政治的。现在是搞政治的人法律化，郑恩宠搞法律的人政治化了。

为什么？维权上访 的人确实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推动力，就像农村里的游民，城市中的游民，城市游民摆摊，农村里不务正业的，但经济体制是他们推动的。他们推动以后，知识分子 形成观点，国有企业才动起来。推动是这些游民，主力却不是他们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也是相似的，就是这些你看不起的维权上访的人在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他们个人不计成本，不一定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在客观的过程中却反映出推动法治化建设，他们不断要求法官，甚至不惜去游行示威，整个社会就适应了。如果上 访的人他们哪一个学会找人大代表了，中国这盘棋就活了。——现在的人大代表什么样子呢？人有两个耳朵，现在人大代表一个耳朵是闭的，和人民联系的耳朵是闭 的——人大代表地址都没有，你找不到他。他当然这个耳朵听官方的，又有好处不断地给他。你在这个位置听谁？谁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我们叫他把那个关掉 的耳朵打开来，那么他马上接受双方的压力，压力之后，他觉得很烦。听谁的好呢？那么他会想这样一个问题：“听法律吧！”两头都不理。你老百姓这边听了犯错 误，听了你当官的也保不了他——现在当官的也不行了，不象老毛时代还保你的。于是人大代表他自己进行改造了。

我们知识分子现在做了什么事 呢，叫皇帝不急太监急，什么呼吁“人大代表专业化，人大代表待遇……”他不急你急。还没有人响应。人大代表何时会第一个方案考虑人大代表的待遇问题？现在 他不需要，做人大代表挺好的，他老婆都说了，“老李，你做人大代表挺好的，搞搞关系。”——其实现在人大代表很有实力的，都是教授，当官的，是的，不是过 去工农兵，不是橡皮图章，都是钢印图章，只是这个图章，没帮你敲而已。要人民代表负起责任，靠谁呢？靠你翟先生？靠你冯先生，都不行，我们没有这么多精力 去找人大代表。那好，我找到了一个群体，访民，一个无处可走的人，他们在所有的地方碰壁，还有一个地方，是他们观念上没改变所以没有去找。什么观念：人大代表没用的。技术上：找不到，人大代表在哪里？但是观念上理论上，人大代表在会议上喊打倒共产党都不会抓他的——当然没人喊了。如果人大代表他发出的信 函，政府绝对要处理的。只是人大代表他没帮你做，如果我们把观念改变了，技术上告诉他访民。我们找到这样一些人推动中国政治改革，这样的就有上千上百访 民，纷纷找人大代表。

我不是人大代表，今天我说不见你访民，也没关系。人家访民最多说“冯老师派头大了”，但人大代表不见你访民不得了， 人大代表不接见人民，还把人赶出来，你访民写这篇文章，绝对可以登。现在网络监督下，你一次、二次去找人大代表。我如果是做人大代表，心里就变化了——我 心里不能说，我先把材料转转。然后我找部下解决，否则烦不过。——人大代表就真正做起来。

我对朋友开玩笑：“老婆能推动一场改变中国政治的革命。”为什么？来访的人多了，人大代表老婆说话了：“老李，你当什么人大代表啊，不要做了，当你教授，当你官挺好，人大代表做得来，退又不能退，进又 不能进，这些人都围到我家里来了。”——人大代表就可能不想当了，现在有很多满足利益的地方——何必惹这个麻烦，你不想当了——但还有人想当了，真的想为 百姓办事的人有兴趣当人大代表。他就说“帮我们找个办公室，找个秘书，局长都有办公室，我们人大代表立法的人也要。”他们真心想办事了，人的层次就改变了 ——现在留下的人大代表就改变了。你看：这里全部过程不牵涉到什么改变宪法什么的——改变宪法这是在观念误区中。这样一场革命不仅在两三年中完成了。里面 动力最大的就是人大代表他老婆，男人都听老婆，触犯他家人利益了嘛。所以观念一改变，事情就变了，而且这完全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投入是现成的。

这对中央政府也好，对胡锦涛也好，他不是老毛，他一上台学宪法，是因为只能用宪法来统一中国，没有其它资源了。

而且这个改革没有很大动作，人改变了，人大代表倾心于民有什么不好？人大改变，法官也在改变。人大决定法官的。法官不负责，老百姓一直盯着你，不断纠正你——诉讼，知道是 不会赢的，但我们在法庭上可以伸张我们的权利。给你压力。这两条线都需要维权群体的。我和朋友说：我给他们上访维权群体帮了很多忙，每月自己花了很多钱， 但是我认可他们这个群体，作为整体来说是很伟大的。不少人作为个体，不值一看的，人品不怎么样。但整体上来说是推进中国前进的健康力量。在找人大代表 时，我会劝维权上访者，你到人大代表家千万别穿写着“冤”的衣服，他没得罪你。所以说全国都这么做，就改变了。——现在只有上海有条件，因为上海人大代表 地址是公开的。

壹报冯正虎访谈（ 13 ）

来福士广场接待访民

壹报：你如何接待访民？

冯正虎：我每周三中午出现在来福仕广场大时代餐厅，很大的地方，离市政府二百号也近，我就在那边吃饭，边接待访民。已经成为维权人士聚会的地方，已经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我开玩笑说，公安局也允许。我做事都是公开的。我们国家是特务国家，你做事没有什么秘密。只有你把自己的事情公开。我选择这个路线很舒服，我做事公开，公开也让周围的人有信心。周围的人都成为正常的人，用文绉绉的话说是公民意识树立起来了。我在监狱里已觉悟，所以我出来照样做，外面的环境比里面好 多了，在监狱里，你就象一个婴儿，随时随地你都可以死掉的。把你小婴儿衣服扔掉，放在冷的地方，也算你自己死掉的，没有人可以救你。这么恶劣的环境中，我以我的勇气与智慧坚持这些法律，你信就信它。法律就象信仰，你用就得信它，所以我属于信法派。你信它，它最后产生一种力量。

壹报： 改革需要具体办法，你否定了革命，但又如何找到改良的途径呢？

冯正虎：有些朋友都喜欢孙中山革命，我们现在要有孙中山勇气，但不用孙中山方式。孙中山，人称孙大炮。他看到清兵在练兵，他说要调转枪头，清朝就会倒台。现在你们要看一看，现在也要挟天子以令诸侯，现在天子是谁，不是你们想的这个皇帝，那个皇帝，现在天子就是《宪法》。谁利用它，所有的国家机器就跟着你走。确实是这样。现在训练下来，依法治国。确实是这样，现在完全是实力对局，是权力制衡权力，现在百姓也是这样。我说：“官为什么听你们的话呢？官位是人大授与的，又不是老百姓授与的，他们干嘛要听你们的。和他们搞，肯定搞死的。谁听你们的，你们的权力授与过谁？你想过这个问题吗？人大代表权力是你授与他的，不管选不选，以你们的名义当的。比如市级人大代表，不是选的，总 是杨浦区，静安区的人民代表。是你们授与的，当然要找他，找他是理所当然的。官的权力是他给的，所以也真听人大代表话。农村来的姑娘都知道要绑一个城里的大款。为什么？要立足下来。你们也绑二个：交两个人大代表朋友，（他们）不就为你工作了，还是免费的，而且在法律上也应该为你做的——不就好了吗？

我和很多知识分子不同，他们是从书斋到书斋里去，我在考虑具体的做法。你哪一个派与我无关，我只关心政府写出来的东西。我不关心哪一派。你成文东 西哪一个，成文东西改了，就说明方向性的东西改了。我不关心你抓了谁。你把我抓进去，我还是这样。这也是越来越与西方法治社会接近的想法。

壹报：曹思源建议政治改革从同意人大会议电视直播开始。你认为呢?

冯正虎：他们提了好的方法，但他们没有看到好的方法其背后推动力量在哪里。力量靠人群。推动的力量与利益有关的。我们知识分子可以写两篇好文章，写完了不写了。共产党利用痞子运动，农民翻身分土地，他根据利益跟着你干革命呐。维权上访人士 没有知识分子考虑那么圆满，他探索一条道路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他找到了就正好推动社会。我感谢我的坐牢，我坐到下面来了，坐到维权人士这里来了。现在 维权成了国家最重要的一块。

这样的推动谈不到颜色，没有颜色。颜色不变也变了。也不需重新立 法。无非知识分子有了这样的想法，事情也推动 了。中共也无可奈何，也乐意接受。也需要这些人制约地方。你靠什么制约地方官僚？也要靠人大代表。现在人大代表力气没有，是因为席位是官方分给他的。如果百姓授与他的，他就很硬。他可保持国家法制统一，经济利益的统一，因为他代表老百姓的利益嘛。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是官僚做大。现在也是两条政治路线，一条是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的路线。一条是以官为本，执政为权贵的路线。有人问我，以何人为代表。不要问我，要靠谁。胡锦涛、温家宝以民为本，还是江泽民以官为本？或者以后也会变。但是两条路线客观存在。

知识分子要做的是跟这些访民宣扬这种改良主义。许多改良主义者是在看，看习近平，看李克强， 而我这样的改良主义看老百姓。六四之前，我一直看民间力量。所以我很独立。我现在对胡温的期望是保持好的政策就可以了，好的法律修正。做事要靠老百姓，你不要期望地方官僚，因为中央的政策法律与地方官僚是冲突的，是限制他们权力的。我现在能做很多事，我体会，这跟时机很好有关，中央维持国家，他也需要用法律维持，对地方制约。我们这些民间人士干什么，有人说中南海政策出不了中南海，那好，让我们带出来用。所以现在是这样一个好的时机。

有这种想法到做起来，不需要很长的时间。老百姓纷纷找到人大代表，你这个人大代表，一个月就吃不消。以前为什么不做，以前没有群众，这个事总是要人做的。这些 人不是你叫来的，或你教育出来的。这个群体是不需要你教育。本身就是一个潮流。还有一种知识分子是看的，看皇帝，那是没用的，白做了。我是希望这些人通过 民间改造社会，通过现有的法律去改造。法律已经很完整了。所以这个进程是很快的。

壹报冯正虎访谈（ 1 4 ）

督查简报是维权的中央文件

壹报：《督查简报》坚持了很长时间。今年工作的重点在何处？

冯正虎：所以我今年的重点放在推动人大代表这里。所以 我这次把人大地址向访民发掉了。你点拨一下，老百姓就知道。我把《督察简报》寄给全国人大八百个代表。有时每期印一千份，有时三百份。这种形式，他们喜欢 嘛，因为他们一辈子看文件看惯了。很舒服，所以我们要为客户服务——用他们舒服的方式。我写文章，要让维权的人看得懂，不是与政府辩论争吵。我举这样的故 事做比方：我们的中共与这个体制是个吝啬鬼，你越好心好意救他，帮助他，他老不领情的，有一天这个吝啬鬼跌在河里去了，人家都想去救他。有人说：“你把手 给我呀！”他拒绝给你，宁死不给你，因为你不明白吝啬鬼老是要占人家便宜的。我呢就大喊：“抓住我的手。”他就抓了，把他救出来了。我们不是救人，是救中 国。但现在中国统治者就是这个心态。他就是觉得你反对他，是不是要推翻他，所以宁死也要反对你。我们知识分子都想成就中国。我们不能改变他，只能小小的改变我们的一种方式。其实我提出的“护宪维权”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壹报冯正虎访谈（ 15 ）

司法不作为案例集是向落水者伸手

壹报：这个救人比喻很有意思。

冯正虎：我不能要求他，“你死都要死了，伸个手。”我们很多朋友就是这样。要求伸个手。你要承认这个 状况，现在有中共这样一个吝啬鬼领导中国不愿放弃一点点东西给你，死都不放弃。你怎么救他。救不了他，中国一切也死掉了，就象飞机一样，不能让飞机跌下 的。我采取的方法：喊：“你握住我的手！”。我现在能写东西，能公开，他们不来惹我，因为我没有确切主张。国保警察认为：“你说的是这样，但做的好象不是 这样。”只有一步步做。我现在要求法官受理案件，他无赖，不受理也不裁定。无赖？好的，你认为我一个人没用。我让民众拿出一本书叫《司法不作为案例集》 ——让你无赖。书出来，你就感觉压力。我来一本《司法不作为》，就把你不受理也不裁定的无赖行为全部放在外面去。让整个民众看一看。七天不受理，不裁定， 不可能发生的。——但事实确实是样的。我把你这些行为全部拿出来，你就不要说司法公正——你法院可以关门了。老百姓把你一逼。你法官和人大代表碰到一个问 题上——你听谁的？还是听法律的。你现在听官的，因为官给他位置，老百姓给他的压力不到位。如果两个都到位后，就变了。

不要跟老百姓说共产党没有法。错，西方社会法官也有权力压力的，不是没有的。也是需要法官负起责任心的。否则我们把什么坏事都往共产党三个大字上一推，每一个人都可以不负责任做事，所以每个人应该负责任，负到自己头上去。自己负责任。不断地推他，让他负起责任，人大代表就是人大代表的责任，法官就是法官的责任。他们起来了，不就三权鼎立了吗？否则，你不给他们压力，再来一批人打天下，打下来，也是这样。我说共产党解放前提的民主口号提的比现在民运人士还要漂亮，说得很好。

这就是我们公民社会，我们老百姓，懂得维护自己权利。让老百姓在权利扩张的基础上真正确立公民意识。到时候，自然而然，不要推翻谁了，让选票决定了，或许还 是共产党当家，或许不是共产党，不要把共产党不当家作为一个前提来搞定。你理论上都是对的——共产党是要消灭的，一百年，一千年总要消灭的，永远是对的。 但你从改革的路怎么走法，又碰到蛋和鸡，鸡和蛋的问题了。没办法走得通，你既不相信他，又相信他有很多权力可以改变？

一 个胡锦涛就可以把 四项基本原则取消掉吗？现在取消四项基本原则，需要什么，一个人做不了主，九个人都做不了主，要三千个人讨论讨论。三千个人大代表，个个是各地大小诸侯， 你以为都听胡的话？只有靠民众自己的力量去做。这个宪法倒退倒不了。现在国家人权行动纲领拿出来了。讲得很好嘛。

壹报冯正虎访谈（ 1 6 ）

牌坊越大越好

壹报：如何让人们在失望中找到行动的力量？

冯正虎：现在的共产党跟李敖说的一样—— “和小孩子一样”，你不要一直打他，他狠狠心就乱搞，要表扬他，好的东西竖立起来，让他的牌坊立得越大越好。其实对我们反对派，你说他好的东西，是给 你自己增添信心。好的东西多起来的过程，也是你推动他进步的过程，你把中国看成一无所有，一无是处的，其实你也没有信心的。一无所有，你搞暴力，你又不象 这样的人，海外没有一个人像过去的汪精卫能出来搞暗杀的。***在国内写两部小说，要把窗户关得紧紧的。写两部小说有什么稀奇。激烈的人其实是最软弱的人，你把他一关，你看看。过渡政府没做几天，霸道倒蛮足的。我所做的是让周围人感到快乐就可以了。

妥协也很重要。就拿狱中断信的事来说，我告到监狱长那儿要求通信，他们派了个人和我对话，他说按法律是可以的，但有一种“个别的情况”在档案里规定的，我们没办法。我说：“这种情况对我不存在，因 为我刚进来时，是通过一次信的。”他们就问我：“那我们查一查，你有什么要求。”我说“我没什么要求，至于警官们私压我的信，是你们的事情，我只希望我信 通就好了。”他说“你很爽快”。我在里面还追究什么警官责任啊，我们弱势群体有时是有一定的要求，不能过分要求。隔一天，全部开通。——也看过几次，压过几次。我很犟的，我把过去写过的信再一封封重新寄出去。我有底稿的。所以我坐牢有这么多信在外面。

壹报；你是和警察如何打交道的呢，我试过和他们讲公民社会常识，好像效果不大？

冯正虎：起先他们给我妻子说我还没有吃过苦头，知识分子嘴老。后来吃过苦头，他 们说这个知识分子不像其他知识分子那么软弱。那里面犯人发生什么事情，他们狱警会把我叫进来问，“这样处理对不对？”我说不管我的事啊。——我都成监狱里 的检察官了，我成了犯人头了。

后来我的一封信，使得他们严管室所有的东西都拿掉了。老虎凳，二十四小时绑着犯人的刑具全拿掉了。他也怕 了。我说“法律是有追溯期的，我告诉你，你这是犯罪。”我一直告诉警察，“你是犯罪。”我不象高与胡佳跟他们讲信仰，我就讲你违法，严重的可判多少 年。我有一个简报刊登了《扰乱公共秩序的上海警察》。官方至今没有反应，“你阻挡我的行为按照治安管理法规，行政处罚是五天以上十天以下，罚五百元。这是轻的。如果是国家工作人员犯这一条加重处罚。严重的要变成刑事了。”我讲给他，“我说你是治安警察，小偷偷了东西，可以逃掉。但一旦有人立案，你是一辈子逃 不掉的。罪行是很清楚的，拦截。”他们是无神论者，跟他说来世，他是不在乎的。你告诉他几条几条，他害怕。运动搞多了，知道运动会反反复复的。 我这期写《严惩截访》。我就谈法律，你已经立起来的法律，我就会搞你。民众去制约他，谁当家都一样，民众自己的公民力量也会壮大的。官方说我传经授法。几百人上访户让我讲课去，我对官方说：“我讲课，你们应当感到高兴，我上课，你们派几个公安，几个便衣，录音下来，哪几句是推翻共产党，一铐判我三十年，不解决了吗？”他们苦笑。

壹报：对维权老百姓有何建议？

冯正虎：我对老百姓说“你干嘛要反对共产党，反对政府 呢？你口口声声说反对共产党，反对政府，侵害你的人都代表它，你把你的对手越搞越大了，你可以换个思维理解，他们都不代表共产党，也不代表政府。能代表政 府的东西，是法律上规定的东西，他这样做是代表政府的。不按法律上做，就只能代表他自己。如果说以人为本的路线，没欺压老百姓，才代表共产党。否则这些 个人都是违法犯罪分子，我们要坚决反对，要把他扭送到法治机关去。如果你们是这样的心态，我们的力量就很大了嘛。政府与国家机器都站在我们这里的，其实就是换位思考。我为什么对中国有信心，好话都给他政府说光了嘛，我们就实现几个，你也不用再说好话了。你把好话都兑现就可以了。

壹报冯正虎访谈（ 1 7 ）

坐牢的包随时放在门口

壹报：你最让我吃惊的还是你的心态。

冯正虎：他们问为什么，别人干不出，你干得出。我说我干得出，我坐牢的包一直是放在门口的。牙杯牙刷都准备好的，换洗衣服放在一个包里。因为过去被抓后，我妻子曾经很痛苦，就像胡佳夫人一样，东西送不进去，刁难你。我曾被关了十天，妻子被他们骗了四五天，什么东西也没拿进去。现在不如我自己带点东西就好了。这包里有可以维持二个星期的东西。

刑拘一个月时，我和妻子说，“我进去你不要急，最安全了，他们总会交出一个人的。你们放心，我在里面活得好好的，真是休息。”我要和胡佳说，“你在里面看你的书，把身体调整好。你和管你的人讲什么有罪无罪啊。”我在里面血压高，当时限制所有的药带进来，我就天天泡菊花茶。自己调整，这关过去了。

坐牢靠自身的心态，自身的免疫能力去对抗的。心态好了，就好。坐牢是个好时间，可以让你反思很多问题。让你看书，我不赞成在监狱里绝食。我和张青 说：“绝食能说明什么问题？你微笑，他们就害怕了。”我和上海维权的人说你们哭哭闹闹没用的，你微笑，你活得很自在，他们没有方向了——你们到底在搞什么东西啊。

监狱是实验地，是专制社会的缩影。你在监狱里完全靠你的能力，培养你的智慧，你的勇气。你没办法借力。赤膊一个人。靠你冷静判 断问题。有的人监狱出来废掉了。怕得要死，很仇恨。有的人很平稳，很有力量，监狱出来是两类人。大多数被吓得很怕。但监狱里也练出一部分人。我与他们斗， 我比高智晟胡佳幸运的是我是出牢来以后和他们斗。高如果出来了，和国保在门口斗，肯定不是这样的格局。我是经过训练的。耐心就耐得下来。他们就玩不过我， 我在那么狭小的空间生活下来了，在家里算什么事。平常人给他堵在家里，他会发怒的。阻碍你，极力反抗。他们看挑斗成功，就继续搞。这种方法对付不着我。坐牢是自身能力得到锻炼，你的心态是很轻松的。恐惧是无知，你对很知晓的事物，就不会有什么恐惧了。所以我和警察说：“什么时候，让我坐牢，我可以疗养疗养。我在外面，每天工作到十二点钟，生病还没医疗劳保。我进去看病不花钱，吃饭吃皇粮。八点半就睡觉，看看书。”他们觉得用坐牢吓我没有用。

上次抓了我十天，警察陪我聊天三四天，我说：“端午节，你们回去，回去。”在一个审讯室，警察应当坐上面，我坐下面。他给我泡茶，位置坐到下面来。我说：“哎，你去，你去，这个角色，你坐在上面比较像样。”他连说：“冯老师，冯老师，不是这样。”我说：“你想通了吗，你要做得对了，就不用来找我，”他说：”我不知道你这么出名，你一抓，整个网上都知道。”我是一个六四这么出名的人。看守所的警长说，“你这个人不得了，提蓝桥监狱也蹲过，老前辈了。”

壹报冯正虎访谈（ 1 8 ）

出狱后追着打官司

壹报：出狱后你又告法院，详情如何？

冯正虎：到了这一年，我突然想起我的冤案，法院判了我的刑期及罚金，但判决书中没有写对警方查获物品的处理。按法律，没有判处没收，应当返还，还不出则应当 赔偿。

判案时，司法会计中心已核算：我的书值二百零七万。于是我就上诉，要求上海市公安局赔偿。——我现在和你讲法，讲得很认真啊。

这个体制就是这样，老百姓，你硬他就软。公民要自己站起来，在站起来的过程中，肯定要对你进行打压的。你冲过这一关，属于你的东西还是你的，我们 的法律已经树立了这个东西，无非是我们的法律很软弱。这种软弱需要我们血汗让他强硬起来。我去做示范，看看都是我个人的案子，其实是很典型的。

壹报：听说你还告过提蓝桥监狱？

冯正虎：我 出来就告提蓝桥监狱，标的是五十六元，代表五十六天，我对警察没有什么怨 恨，我是表达公民的诉权，对他的管教场所是很大的制约，因为我出来都能告你。我自由被限制——没错这是法院判决的，但法律没有说我的健康我的名誉权可以被 剥夺。你对我的虐待就是对我的健康、名誉权进行侵犯，所以我状告上海市提篮桥监狱。

壹报：之后你又告监狱侵犯财产权？

冯正虎：告他侵犯我财产权，因为我出狱时非常特殊，是脱光式检查，一张纸都没带出来。我出来时给他们几箱东西，包括报纸《南方周末》，《南风 窗》，我写的日记和东西。在牢里是不能用本子写日记的，马上会被偷走，我是一张纸一张纸写日记，然后把纸东躲西藏甚至放到别人的地方，最后临出狱时再抄在 一个本子上。他们检查以后不给我了，出狱当天我不出去，说三年都坐下来，不在乎这一天，你们可以请我喝咖啡。最后有人说了好话。我就走出去了。回去当天， 我根据记忆写下九页纸的扣留物品清单。一个月后，我就把清单寄到监狱里去。不睬我，我寄给司法局长缪小宝，告诉我要起诉。这招蛮灵的。十天以后，我收到提 蓝桥刑务处的通知，让我领我的私人物品。他们说话就软下去了，说什么为了还给我他们还加班加点工作。他们留下几样东西没还给我，一个是日记本。一个是英文 材料。我说日记本你们需要可以复印，这的确是一个无罪的罪犯在提蓝桥的纪录，但本子是我买的私人财产。

所以起诉他。法官说我很厉害，从来 没有过人能告监狱的。当时时间也凑巧，要是再过两天，我的起诉期限就没了。我对国保警察说，我打那么多官司也是法院逼出来的，本来我只想打一场官司就是出 版自由的官司，但法院不受理。你们堵我的路，我就启动第二场官司，告新闻出版局当时的撤项（即当年撤销日本在华企业名录的书号的文件）。这场官司只要立案 我就赢了。根据行政诉讼是被告举证。我就逼新闻出版局说出当年撤项的理由，让背后的东西浮出水面。

壹报：然后为出版自由，你又打上 了官司？

冯正虎：过几年以后，我又用自己的电子书《日本企业》攻新闻出版局。就是这本书，我同时在日本做繁体字版，这本书反映了 两个国家在出版自由方面的态度。在日本很容易，我写了，我就出版了。这本简体版本，按程序，我不卖，我先办了版权证书，在中国版权证书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 举，版权证书的办公人员说这是打官司用的。没想到我是真的用这个版权证书来打官司。我版权申请花费了一个月时间。然后，我就开始向新闻出版局发出申请，要 求自行发行这本书。我有著作权，根据著作权享受的权利就是可以发行，可以卖买，我要新闻出版局来认可我，他的电子出版物条例说，电子出版物发行要他许可 的，我是多老实的公民，虽然不合理，但我遵守，我让你许可。根据这个法律是有这个权利，著作权法是出版界最高法律。

难题出给他，他进退二 难。他要批我，中国从此有出版自由了。我能卖，你也能卖，真正的著作权有了。不批，他就违反著作权法。结果，起先他电话打给我：“你要销售办个出版发行公司，很容易的。”我说：“不要误导我，我没兴趣办发行公司去卖人家的书，我只发行我的书。我卖我自己的书是著作权的问题。”后来他们下了一个文：答非所问， 避开不谈。我就到国务院新闻出版局复议，受理了。其实我知道我要自己卖了，也没有人管你。这叫选择性处罚，他要搞你了，他就说你破坏了出版管理条例，很多人为什么没感受到，因为卖了也没有人管他。但这其实对每个人都是一个威胁。因为一旦他要报复你，就会把这个作为理由，我们在法律上叫选择性惩罚。他不能 批，也批不了。这说明新闻出版局的条款与法律冲突，所以我挑战他的这个体制。国家新闻出版署复议出来了。我再起诉到法院，法院不受理。我一审二审不受理， 我就要申诉了。我写了万把字诉状，相当于中国公民出版自由的宣言。这又是一个经济类的案子。法官回过来说“每个国家都有国情。”

胡锦涛到日本时，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一个民族在创新，我们这样的制度怎么创新？这本书2007年九月出来，到现在一年多不能发行，公众很需要这个信息，这 个体制 让人没法创新，公众得不到最好的信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就是信息。你去日本的书店看一看就知道我们与日本的差距在哪里？日本大小书店，关于中国的信息有 一大排。我们为什么弱于其它国家，是我们的官僚阻碍了我们，是帮外国人打击我们。我这本书对中国贡献，没有人这么详细地介绍日本企业。”

这样的案子，就是让我们要争取百分九十九的人权利。为什么？因为发表政治的，千分之一还少的人。这种权利先不要碰他，我们先维持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权利， 让知识分子争取出版自由，这牵涉不到政治。

我们虽是大陆法国家，但案例也很重要。我能出，我就不用罚款，不用坐牢，其它人也就不用怕了。 这个很重要，我每一场官司能赢，中国就改观，出版自由就来临了。你出版了，没有人关你，没有人罚你款，你就自由了。

没书号难打官司是 2002年。现在社会是进了一步。我提出一个问题，我不要书号。我根本不买书号，我不需要出版社，难点与焦点是个人要出版。书号是管理编号，国际上没有花 钱的，我在日本办过出版社，多容易啊。在日本，他们给我一个出版号，号码是你自己编的，你要发行，你就加入一个发行协会，三年只要一千元人民币，就行了。 很规范。就可以进入流通。——中国这种体制是害了民族创造性的。你防不了要害人的人，地下盗印点有多少！你妨碍的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的创造性。你在中 国正常走程序，一年都批不下了，中国这个体制是教人违法的，你做盗版是可以的。而规规矩矩做事反而是不行的。我给胡锦涛的信给胡办转到新闻出版局。

但是上海很赖皮，根本不受理，连行政复议也不受理。

出这个书都不让人出，更说明问题。这些法官还想用国情把我们的出版不自由真相 都掩盖了。

我就是这样通过一个个实际的法律的例子，一些不敏感的例子来推进法治进步。

壹报冯正虎访谈（ 1 9）

在牢房中教 训中队长

壹报：你是如何坐牢的，坐牢中如何保护自己？

冯正虎：在监狱中确要妥协，他们不来找你，你也不要找他们麻烦，因为你毕竟是弱势群体，管不了那么多事。有些人的确是犯了罪进来的。我的做法始终与其他人不同，为什么警察看到我很尊重。我有一个很严格的区别，如果在警察办公室里面，我和警察地位绝对平等，任何问题我可以跟你争论。犯人从边上走过，很害怕，冯正虎这么厉害。但在外面，我对警察绝对尊重，警察是执法者代表。例如巡逻时走到我面前，我会站立起来。其他犯人不会的。他们说你为什么，我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做法。我对警察的不对之处会严厉对质，公开的场合，我遵守。警察对我很尊重，因为我敢于反映问题，有时也给他们这么大面子。

有一次警察打破了一个平衡。在萨斯期间，年轻 的中队长想做改革，每天加班得很晚。正好有个犯人，教育犯人过程中，犯人不服，中队长就打他，警棍敲头，脚踏，还游街。——好，我开始管你了。——我就找 到他办公室去了。我说“王中队长，我发现一个问题，根据《监狱法》，犯人的劳动时间是参照《劳动法》，一天八个小时，一个月加班不能超过三十多小时，你现 在看看，我们每天晚上劳动到十一点多，星期天都没有休息的。我们这样犯人身体要坏掉的。这是违反《监狱法》的，我只负责提出来，改不改由你。”

他紧紧拿着警棍，想动作。我接着说“我还有个问题，警察动用械具是可以的，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如犯人逃跑，但犯人在受教育的过程中殴打犯人，这种情况是违 法的。我提出来，改不改由你。”

他问：“你对他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我说：“对具体问题，我没有什么意见，你自己和检察院交代去。”

中队长又问：“你有什么问题吗？”

我说：“我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只有半个月就要出狱了，但是我只希望有一个好的服刑 环境。我们这些人不是天生下来坐牢，是有各种原因的。今天在大墙外的人，也不能说他一辈子不坐牢。今天你可能觉得我们要求过高，其实是公平的。”我还说： “你现在没有打我，你打我，绝对不放过你。”他盯着我。

我走出去后，他立即叫两个犯人看住我，其实这两个犯人是被我控制的。在监狱里有两种犯人对我很好的，一种是政府信赖的，另一种是最捣蛋的犯人。警察做什么我都知道。

我在狱中任何周记报告都不写。但这回我写了，我在周记中 把我说的话写下来送给中队长看一看，把他气得要死。

第二天，教导员来了。“你怎么啦。”

“他对犯人太不尊重，不把犯人当 人。我现在教育他，让他知道犯人也不是怎么好欺的。”“要么，他给犯人赔礼道歉，要么我走掉。”

大队长又找我。最后把我调走了。我是犯人头。我换到楼下中队。

我 没到时，犯人就很高兴了，把我照顾得最好，我碗都不用洗。我们的牢房三点三平方，三个人住，这是英国人日本人建 的。我坐牢睡觉时一直与马桶相吻的，我是重要犯，派犯人看管，一直睡到我走时，是睡在地板上的。我幸运我有睡过老监狱的体会，知道那种味道。最差的东西都 尝过了，还怕什么。

我的很多想法是在牢里想好的，走什么路线，很坚定。

壹报冯正虎访谈（ 20 ）

维权者的力量

壹报：和上访户结合起来的知识分子很少，在这个过程中你有何体会？

冯正虎：改造社会，光靠知识分子纸上谈兵不行，要靠社会的力量。 老毛不靠痞子就不行，以前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行，老毛的这个群体跟现在的维权人士差不多。个别分开来，一个个都低的，都是急功近利的。甚至很自私都 是为了自己的。但整体上社会需要这些人不停推动。而且这个群体的人也有很多很优秀的人，许多人自学法律，身处这个阶段，他们互相帮忙做公民诉讼人，他们精 了，法官也得精了，逼你进步。如果把中国这么大的上访群体引到守法的轨道，就是了不起的力量。现在上海有个不错的风气，维权者公益代理人，互相做，还有维 权者一起参加开庭，每次开庭，警察很紧张。比如这次开庭，只给我们五张票子，其它三十张票子是政府安排的旅行团。他们很怕局面失控。

壹 报：你的护宪维权网是如何建立的，为何会选择建网站的方式？

冯正虎：我一开始找媒体，媒体没有用。找律师也没有用，我完全靠自 己，在网上不断发一些东西，2005年我建立网站，“护宪维权”网。为什么办自己网站？因为投稿，媒体不一定用，海外媒体可以报道你，但不一定发你的文 章，所以我要确立自己观点与道路。你看我的网站不是一个新闻网站，更象杂志，把我认同的文章观点放进去，都是选择性的，这是对公众负责任的东西。其实大部 分公众是你影响他的，而不是开个论坛，瞎谈。谈到最后什么结果没有，公众需要选择性的东西，我的文章选择标准是不论你属于什么派，只要主张是我理念相近 的。而不在多，文章多是没有用的。网上走动太快。能指导人，影响人就可以了。

网站建立以后一直被屏蔽，我一直打官司，在国内建网站，因为 封掉，2006年打过官司——因为我是用付费的服务器。封掉后我就搞游击战，我简报上有网址。我的目标是一直要让国内人看到，所以服务器放在外面，但我域 名转移。也碰到一个问题。出来一个封掉一个。到后来，我固定域名，也被屏蔽。我这个服务器送八个IP地址，我可以换的。有些人不敢用代理，所以我还是出书 面的《督察简报》，我的做法和路线有关系，我改良，就要为国内人开的，为以前的同盟军开的。我有一定影响，可信度。我的简报在访民影响很大。二三百份，高 的上千份，但复印的很多。

这一期马亚莲写的截访人员被打，国家信访局下来调查了。其实在国内有很多事可以做，但简简单单一句口号如打倒＊＊＊，就被封住了，什么事都不要做了。

壹报冯正虎访谈（ 21 ）

上访户是中国未来政治改革基本力量

壹报：你为什么说上访 户是未来中国政治改革的基本力量？

冯正虎：上海大部分是拆迁上访，还有新疆回沪的问题，征地农民的问题，上访户文化程度一开始并 不高，我看他们还高唱革命歌曲。有些上访户提升一步了，不仅仅是关心自己，也有帮其它人写，帮其它人呼吁了。层面上相对提高，这些人也是将来人大代表候选 人，将来政治家是来自多方面，有来自原来的人大代表，也有来自现在这些访民里面的。为什么？维权上访已在各地结成了人的联合，在维权上访过程中学会了组 织，学会了联系人，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这对民主建设是很重要的。

我的判断：如果二三年后上海区级选举，我可以说民间推得出七八十人。一 个地方，一个人参与选举压力很大的，如果一个地方上百人来同时参与选举，就不怕了，选举就顺利了。这个选举基础就在什么地方——维权上访的人。这个人群对 政治改革是很有意义的。这些力量，有些知识分子确实没接触，没有看到这样一个大的人群。

他们为什么管住我，是要把我与维权上访的人隔开。我是公开的改良主义，不会激进的。我把这些人都教会了。我如果是激进分子，他们倒不怕，有人举报，正好把我抓进去。我公开的说话都可以录音下来。国保警察说：“看你的东西，看下去，看下去，你跟胡锦涛一样的嘛，都像中央口气。”——他们越看越糊涂。

现在维权上访户不仅会学法，还会学电脑。也会用SKYPE。活跃的人都会买电脑。为民主建设训练了一批人，这些人一转身就可以投入民主建设。他们已经把恐惧冲破掉了。一个人进看守所，出来时，一大群人都来迎接，还要吃一顿。风气已改了。这些反对派，官方也已经认可。所以说我们社会反对派已经形成了，各地方象我一样的都有，不是挺好的。事物就在渐渐变化中，哪一天，党禁开了，不是党禁开了，而是本身党就有了，他就接受了这个理念。哪一天出版自由，是在这之前有冯正虎，李正虎都在出这样的东西，包括你也编《壹报》，都是的。我们就是要把选择性惩罚破除掉，你在编，他在编。他不过是偷偷叫网络公司不让你办。要是以前还不是大明大白说你是非法出版物啊。社团有很多，按现在社团管理条例，大部分都是非法的，没有主办主管单位。但是还有选择性处罚这把剑悬在那儿。所以要靠自己活跃起来，中国有句话罚不责众，大家都这样干了就成既成事实了，现在博客这种变化对我们出版自由是很大冲击，其实都在出版了。现在定义你卖不卖。——现在没有非法出版罪，只有非法经营罪。

其实大家都在鼓吹政治改革，就在于政治改革你的含义怎么理解。政府主导的那个大的政治改革是没有的，但生活中都在进行。如果你定义把共产党打倒作为政治改革开始，那你永远看不到。以后说不定共产党还和苏联共产党一样，在苏联解体后还是一个党。

壹报冯正虎访谈（ 22）

我们家是一国两制

壹报：你的妻子对你的维权工作是什么态度？

冯正虎： 我家里从亲人角度，象我的妻子是不支持我，但每当我要准备坐牢时，她倒很关心我。这就是亲人，因为亲人不希望自己的亲人去做危险的事，这是很正常的事。但 是她对警察说“我没有办法说服冯正虎不做这件事。”妻子不希望丈夫处在天天可能被抓的恐惧之中，不希望家里是一个很不稳定状态中。

他们对 我的事，不需要支持，默认就是最大的支持。她和我不同，处于不同环境中，我处在维权圈子中，她毕竟在正统大学圈子中。我们是一国两制。我早就变成流民草 民，我们享受一国两制的好处。她说“我能守住一份安稳就是对你最大的支持。”

壹报：你的孩子呢，他对你的事是什么态度？

冯 正虎：孩子去日本一流大学读研究生了，我们家人质没有了。学习很好。当时他要去美国，但需要保证金，我们家是拿不出来的。我不喜欢儿子用我们政治这份光环去美国。他很独立，靠自己免了学费，在国内读大学也年年有奖学金，所以我说上帝很公平，我儿子不用我的钱，不就等于我赚了钱了吗。我儿子公开不 关心我，八十年代人有八十年代想法，我坐牢，儿子只给我一封信过（也是写给警察看的）很简单一句话：“爸爸，我一切都好，请放心，看来你收到我这封信时， 大概你已经要出来了。”当时他读高中时，他很有个性。这次我关十天，我儿子也被带过去，共产党老搞人质这套东西。“你为家庭考虑考虑”。就是搞恐惧的东 西。我哥哥提出把他带过去传讯可以，但是要他在场。他们问我孩子对我有什么看法，我孩子说：没什么看法。他们问：“你帮你爸爸做什么事吗？”儿子说“没帮 他做什么事。”他连团员都不是。大学几乎都是团员，组织上找他，他回答，我如果入团，在高中就入团，你们就不要找我了。他刚到大学政治课不上，他其它成绩很优秀，老师很急，“你就是做样子，你也要做。否则奖学金拿不到。”中国这个社会，你还得要适应。

壹报冯正虎访谈（ 23 ）

珍惜我们的家属

壹报：众多走进牢房的维权人士，留给家属的是破碎的家，我觉得那是承受最大痛苦的一群人。

冯正虎：我们要充分理解我们的亲属，对他们不能有再更高的要求。他们不支持我们是很正常的，而且他们比我们承担的风险是更大，更痛苦。高律师刚搞绝食时，我 已经写过类似的意见给他了。我们是走在钢丝上的人，走在钢丝上的人自己是把握住的。但亲人在旁边看的时候，心里着急，她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跌倒了，她是你的 亲人啊。所以她不赞成，是很正常的，你也要理解她。我在狱中写信给我妻子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工作是因为放不下对中国的责任心，如果在一份认罪书与一 份离婚书上签字。我肯定在离婚书上签。这是原则问题。等有难过去再回来，也很正常。她跟着你承受不下。

我家破碎了好多次，我从六四就这样 过来了。被迫无奈到日本，学校给她很大难题，你要去看丈夫，你就要把房子退出来。一天之间把我的家全破坏了，学校很绝，第二天封条就把我家封掉了，家里东西都送掉。我儿子一直跟我提到游戏机，因为他很小，不知道家里发生什么事，只记自己玩的最心爱的游戏机没有了。家就这么破碎了，我让哥哥从日本带回一个游戏机。为了爸爸的事，他的很多机会没有了，他受到的歧视，他心里很知道。我坐牢，四十万罚款，当时已经没有钱。我妻子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她也感到了钱的需要，她把我留下的电话卡都拿出去卖掉，也卖不了几个钱。我一下子进去，我的资金全部投入公司里，是在我最兴旺时刻，一下子跌入谷底，家人的救济还没到位，银行催钱，房子卖了四十几万。在这方面我对家人负欠很多。

被抓进去的人，我从不呼吁，因为呼吁没有用，对这些困难的人，最重要的是关心他们的家属。尽管我与郭飞雄陌不相识，但我经常寄东西给张青，因为我经历过。许多人不是他帮你，而是你帮他，借你的牌来打。

壹 报：家里人有没有感到一种恐惧？

冯正虎： 法院要收我的房子，我把家里东西扔掉了。把房子卖掉。家的折腾是很大的。孩子都看到了，他确实在承受很多，他的恐惧的心理怎么会没有。我们这种专制与迫害是对我们周围人的影响，比对我们还厉害，留下的是恐惧的心理。

有一次我和妻子走在四川路上，因为人很多，我走在前面，突然走掉了。妻子看不到人影，她忘了手机在身边，拼命地找，在她记忆中，我突然会失踪过，这种伤害留给人什么心情！我家是不能有钱，放在银行怕政府这个大强盗把你封了，放家里，怕小偷把你偷了。还是没钱好。他可以用任何理由，拿走你的钱。这些现实我都知道，所以我不是一个充满幻想的改良主义者。

壹报冯正虎访谈（ 24 ）

面对警察

壹报:冯先生,你如何面对国保呢?象胡佳这种被国保团团围困的事是否经历过?

冯正虎：我从没说过。第一次和别人说。

胡佳经历过的我都经历过，而且 我不会别人一看住我，我就放在网上。我是写总结报告的。这桩事情结束了。我们知识分子责任心很强，我们要给周围一种信心。写出的东西要对人有用。这很重 要。所以我写的东西很乐观。

奥运会，我二十四小时有国保守住。朋友开车带我出去。国保在街上拦我，与我辩论。我就写了这篇文章。国保处长说我写得到位。派出所所长这样的人看不到网上的东西。我把国保称为鸿门宴上的朋友。他们有句话，职务所在，位置不对。他们是公安，是职务。我肯定不配合，过去我说立场不对。他说立场太激烈的，是位置不对。我说好，能用温和的字我就用温和的字，位置不对。所以肯定是对立的。

我和他们说， 你们什么忙都帮不上我，抓我的时候，你们跑得快一点可以的。看到我这样的人，他们也没办法。

我的风格与胡佳是两样的，警察的车，我敢乘。 奥运期间，我就坐他们的车。我就和年轻的大学生警察聊，“如果你儿子以后问，爸爸，你奥运期间在干什么，你怎么回答啊。”“你就回答，我在看冯老师。” “儿子又问，这个冯老师怎么样啊，”“冯老师挺好的，在家看书什么的。”“你儿子想不通了：你就干这个事啊，哈哈！”“到儿子这一代是不理解你们的行为的。”

他们在这儿看守我，我就发《督察简报》让他们学习，这是我的中央文件，是局级待遇。奥运期间，我就写了一篇《反对迫害》，我给派出 所所长看，他人很直：“冯老师，你写得好。”

等他看到另一篇有描写他的，就不舒服了：“冯老师，你这样不好，不符合事实。”其实他什么不 满意？——是觉得形象不高大，又是请我们吃饭什么的。我说：“你没有英雄事迹呀，这样，你把我一拦，手铐一铐，我坚决反抗，我们俩都成为网上英雄了。”边上国保都在笑。——你没有英雄情结，我怎么加进去啊。

“你作为一个比较自然的人，作为警察应当理直气壮地，你为什么坐到这儿，你也没办 法，政治需要，只好和我斡旋。我也是这样，我是这样的公民，为什么不能自由进出呢，也为了政治做了牺牲。我们董处长为什么老是陪着我笑，他是那么诚实的人，也是个警官，他没必要陪我，他也是政治需要，我们都是为了政治做了牺牲啊。”他说：“啊，是这样的啊。”

我和他们聊，聊法律。不聊套话。也没有套话好说。国保说：“我们和你讲情。”我说“你和我讲情干嘛，你有那么多关心我吗，你又不是我妈，又不是我老婆，你关心你自己，向领导交好任 务，什么情不情。我和你讲法。法只有一条，你们错了。”

壹报：他们也是人，与他们的沟通应当如何进行？

冯正虎：人和人还是能沟通的，现在毕竟不是文革时代，都是讲利益的人。我说少扣你公安一元钱工资你肯定不想干这个活。清醒看到我们周围的圈子在发生变化，不能看成一直在对立。包括胡佳出狱后，肯定是不同的。胡佳这个人能适应，已经有很大的不同，我很放心。他肯定做得好，他这个人不是极端的人。里面的人不会对他差到哪去，你不要担心他的身体，他会养好身体出来，里面生活很有规律。不用激动，可以把自己身体调整好。出来再努力。和里面几个小警察有什么好争的呢，你和他说：“我是无罪的人”——他看守着无罪的人，叫他怎么生活？监狱里与警察最好的配合是不谈案子。有这个智慧，我们是可以做很多东西，包括对周围的人都进行改良。所以我在上海提倡快乐维权，公开、和平、快乐是我提的三大口号。我们把它当作快乐的事来做。我写东西，给人以建设性、信心。很重要的是，把一 个事情做完以后，告诉人家：我能做的，你也能做。象杨佳的事情，我不能做，我就不能把我不能做的事情鼓励别人去做。

壹报冯正虎访谈（ 25 终结篇）

在一个变态的社会做一个正常人

壹报：有时候做英雄容易，做一个平常人难。

冯正虎： 我们不要把自己拔高，看成伟大的，不是一个正常人。金燕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偶尔的机会拿了一个奖，还是做普通人比较好。用普通的心态去做。在一个变态的社会做个正常人，这已经很伟大了。我们的老百姓心中没有恐惧，政治改革就容易了，因为百分之九十九的老百姓不是主张推翻你政府，普通人每个人的权利都可以 争取。需要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人这样去做。

我想在出版自由这一块，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的人写的都不涉及政治，只有零点零零零一的人在写政治的东西。一个社会应当让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的人获得权利，现在的体制应该能公开接受，而且能做到。如果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的人都获得权利，那百分之零点零零零一的人自然获得权利，那时别人会觉得写这个政治的东西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现在是百分之零点零零零一写政治内容的人，希望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的人跟着他。他也有个理论：有了我们写政治的自由，才有你们普遍的出版自由。这道理也不错，最难的东西得到了，最容易的东西也就得到了。——但我认为在实 践中是不现实的。

百分之零零零一人要退一步，要帮助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的人获得权利，因为大部分人的观念没有改变，都觉得要出版社出的，要批准的，那他们更不能接受你。当他们知道，国际上书号是没有价值的，书可以自己出，也可以请专业出版社出，当社会普遍接受这点，那么再提出零点零零零 一人的政治书籍出版的要求。大家就会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不能去压制他。现在难度很大，因为现在所有书都是出版社出的。自己出本书，总像做贼一样，还像准备坐牢一样的。我们老百姓要克服这种没必要害怕的心态就好了。

所以我现在要为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的人奋斗。做这样一个改良主义者。百分之零点零 零零一的人道理不错。但现在的人都是聪明的，都是网络时代的人，不会盲目的，他会远远看着写政治书籍出版自由的你，你得到当然好，但你风险太大。有的人说，我们又不写这个东西（政治类），干嘛要争取这个东西啊。你就没有基础，就不能形成一种公民力量了。

维权的人现在跟着我，是觉得我没有风险， 很快乐的，周围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在争取权利过程中争取民主的过程中都要用这样一种方法，我们社会经过三十年改革都有变化，包括共产党也到了一个常人政治的时代。他也不是毛泽东，胡锦涛是和我们差不多的人。都在变，其实真正需要克服困境的，就是我们四五十岁这一代人。儿子这辈不用你们担心。

壹 报：谢谢冯正虎先生，你是中国人真正的良心与头脑。

备注

如需转载，请注明《壹报》出处。

《壹报》为公民媒体，意为一个人的报纸。创办人，主编，记者，评论员，发行员为翟明磊一人。主旨：“有趣对抗无趣，微笑应对咆哮。”

壹报网址 http://1bao.org

翟明磊，独立记者，曾任职《南 方周末》，创办公民社会刊物《民间》，做公民教员是一生理想。停办后创办网络个人媒体《壹报》，编著《中国猛博》一书。

本文首发壹报 http://www.1bao.org/?p=1191

冯正虎的联系方法

[编者按] 2010年1月中旬上海189名市民联署向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提交要求清除司法不作为的市民建议书，嗣后又派出市民代表上访市人大询问回复。自2011年4月11日起，固定每周一下午（除了节假日），冯正虎等数十名市民代表要求清除司法不作为恶习的公民，集体上访上海市人大、中共上海市委，请求人大、执政党履行督促法律实施的责任，捍卫法律，维护公民诉权，清除上海司法不作为的恶习。截止10月24日已是第26次集体上访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第14次集体上访中共上海市委。

2011年7月25日第15次集体上访上海市人大后，开始在网上公开每一次集体上访维护公民诉权的请愿行动。上海市民代表一次一次向人大、执政党转呈民意，同时也在向公众展现本届上海人大与中共上海市委的执政能力，法院司法不作为的违法问题如此明显简单，需要多久才能解决？公众拭目以待。市民的上访次数与当局的执政能力成反比，同类问题的上访次数越多表明当局的执政能力越低下。

现在公开冯正虎5月23日在上海市人大接待室的发言，当时他代表上访民众向人大信访接待员张先生阐述司法不作为的问题。

本文根据冯正虎与上海市人大信访接待员张先生的对话录音整理。

张先生：冯正虎是哪一位？

 冯正虎：是我。

张先生：久闻大名。

 冯正虎：不，不。今天费老师（上海市人大信访办集访处负责人，以往都是他接待的）不在，我说随便哪一位接待。他们（其他四名进接待室的市民代表）是新来的，来听听我们怎么讲，以后是大家轮流来。这是我们给所有人大代表及一部分检察官、法官和律师的一封公开信（冯正虎向张先生提交一份资料），上海大多数的人大代表都已经收到了，包括一些检察官、法官和一些律师。因为我同费老师交往比较久，每次我们发出的材料后，都会交给他一份。

司法不作为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共性问题，并且这个问题应该是人大解决的。现在人大对许多个案的问题是没办法解决的。我一直有这么个观点：人大信访办是忽悠人的，进门时需要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一张判决书，但是上海人大一直对外声称是不管个案的。你说叫人家进来时拿一张判决书，肯定想要管个案，但是进来以后，又不管个案了，对吧？等于说，把能进来的人刷掉一大批，像我们这样的人，如果不拿出判决书，除非要跟他们（门卫保安人员）吵架，否则进不了人大信访办。我是很好的，跟他们（维护公民诉权的上访者）讲，一定要拿一张判决书给他（保安人员），进来后我们就郑重地提出人大需要关心的问题，人大本身就有对法律的执行负有监督的责任。

而且，对这个司法不作为，我们在一月份给人大的市民建议书里面就提出了三项请求：1. 归还公民诉权，彻底清除司法不作为的恶习；2. 保障法官的独立审判权，树立法官对宪法法律的敬畏感；3. 罢免二中院的院长。因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和证据提出罢免他，根据我对47个当事人的调查，158个案子，尽管这些案子不相同，但都碰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没有立案。这个没有立案不是普通人认为裁定后不予立案，这个还算给你诉权，它是既不立案也不裁定。问题就来了，这显然违反了我国的民事、行政诉讼法，这些诉讼法规定了很详细，必须在七天内要么立案，要么不立案给予裁定，这样才能保证我国公民的诉权。但是这些问题现在是比比皆是，也是法院最无赖的地方，是现在被揭露出来的事。如果你没有打过官司，根本体会不到这点，包括我们都是自己知道、碰到的，否则根本难以想象哪有这样的事会发生。

我跟法官很熟悉，他们也很反感这件事，其实有人在干扰司法，难道法官连这个都不知道吗？而且，这个（立案）要求并非难事，只要有原告、被告和事实存在，至于判决公正不公正，对与错，这是下一阶段的事，你不能把公民的诉权剥夺掉，就是被判死刑的人也有诉权啊，而我们这些良民竟然连诉权都没有。这个事情我跟法官，跟检察官也说：现在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其实这个事情在中国任何人都避免不了，或许明天就会碰到你。如果按个案来说，每个个案的特点不同，这个案子不公正，你没法攀比，说不定他这个案子会公正。但是程序的错误只要有一件发生，任何人都会碰到。所以说，这个不仅是关系到我们这些人，其实我们做这件事也是为了整体的老百姓，包括你法官自己，包括你人大代表自己，我们都会碰到这个问题。而且，监管这个问题确实是人大的职责。

刚才我提出调查的158个案子，其司法不作为的日子已达11万多天。这个东西（司法不作为）不作统计出来，你没办法它，你说我不立案，你跟谁都说不清。如果我是一个人跑到你这里，拿不出这些数据，也说不清楚。现在经过统计就是11万多天（司法不作为），而且二中院就达4万多天，你说一个法院4万多天开着不干事，这个法院还要它干嘛？你判错案不要紧，不公正也不要紧，但你不能既不立案也不裁定嘛。

司法不作为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据我调查，今天有那么多人上访，那么多人到北京，都与司法不作为有关，而且在很多老百姓心里已经对司法丧失了信心。我做这项工作很难，他们不相信司法，现在都喜欢上访，都喜欢吵，因为他们都认为打官司不可能，立案都办不到。某种意义上，我有时很累地把他们拉到司法途径上，要相信司法，因为司法确实能解决问题，程序这么简单，法律清楚地规定了该怎么做。所以，司法不作为确实对我们国家的稳定是一种很大的危害。如果我们的司法途径顺畅了，所有的人就会渐渐地行走在守法的道路上，国家就会稳定。

判错案不要紧，法律是有标准的，最后都可以纠错。最高人民法院沈副院长不是有一句话“法院是一个最讲道理的地方”，可现在我们的法院变成了一个最不讲道理的地方，居然跟百姓耍无赖。而且，现在法官也很窝囊，为什么？我对二中院做过一个调查，整整一个月我是天天跑到二中院，坐在二中院，写了每天的日记。我出的那本书（《我要立案》第1集）你们人大应该有的，我跟法官很熟，法官也很可怜，天天被人像孙子一样的骂，为什么？他理不直气不壮，他可以因一个案子的公正与否同你争执一番，但现在他无话可争（既不立案又不裁定）。你说我们法官的尊严到哪里去了？没有啦，只有窝囊和皮厚了，只能被百姓骂无赖。

 所以我每周一都来（人大信访办），周三我不来，避开这个日子，因为周三这里的人太多了，有关领导见我来，他太紧张了，我就不来了，避开了。周三在我家门口你会看到很多人（警察），我索性就不来了。为什么？法律在乎讲道理，不在乎人多。我现在每周一来，是形式大于内容。其实费老师也希望我们来，因为只有我们来了，你们才能向上面汇报，我们不来，他们无法向上汇报，问题的严重性可以通过我们每次的上访，向上面汇报。因为我知道，从今年开始人大常委会的作用开始加强了。为什么？按照吴邦国的讲法是我们的立法工作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了。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而且现在民众对违法必究的呼声越来越高，人大常委会理应起作用，地方上的人大常委会的根本作用就是监督法院。地方上没有那么多的立法和法规的，所以我认为人大常委会真的应该多做点事，因为法官是你们管的，因为是你们任命的，属你们罢免的。你（人大）干嘛不对不作为的法官开两刀？人大要想树立自己的权威，就几个字：监督法院。把（不作为）法官干掉几个，由此显现人大的权威，否则大家还是认为人大不过是只橡皮图章。

从1月份至今，我们不断地前来询问。我都坚持在周一来，而且市民也来。今天他们（受理窗口的工作人员）说费老师不在。我说没有关系，谁接待都一样。其实，我们来的一些市民都可以经受一下，这就是走法律道路，看看怎么走，用不着在这里跟人大怎么怎么闹，不需要的。而且我们来这里，有时只不过是一种形式。今天我们又带了二份新的资料，最近（5月15日）我给八百多人大代表一人一份，包括各个法院。要让大家充分地认识这个问题，这个司法不作为的问题是一种新概念，过去没有这个概念的。过去只有行政不作为，中国的行政不作为某种意义上说问题可以解决，因为行政不作为有行政诉讼法对付它。而现在的司法不作为呢？因为司法（法院）是不可诉的，法官牵连到个人的事是可以诉的，这全靠人大去监督，靠检察院去监督。所以，司法不作为这个概念最近越来越响了，老百姓也越来越觉悟了。

上一年8月3日我提出这个问题，其实我最早提出的是2007年，全国人大很重视。2007年我有几篇文章（提及司法不作为），全国人大就此作了批示，批到你上海人大来了，我也专门到这里问过，是2008年8月几号。后来由于我受到（上海当局）各种打压，所以这个事也就没有做下去，（这期间）又有很多插曲。上一年8月3日我又开始提出这个问题，把所有的资料编册成书。因为我们讲话要有证据，有些领导是看不懂、听不懂，你说司法不作为有多少案例，什么不立案呢？现在有我的一本书编出来，才知道，有158个案例遇到一个共性问题：法官既不立案又不给予裁定。

最高法院有个规定：行政诉讼如果地方法院在七天内不予受理，你可以到中级法院去。很多市民都不知道，但知道也没有用，因为他（法官）连法律都不听，对司法解释还会听吗？跑到中院，法官说，我们肯定要下面法院立案。我问他，你叫下面法院立案吗？中院有三项选择：1.中院自己立案；2. 所在地法院立案；3. 其他管辖地法院立案。对中院而言，这些案件肯定是民告官的行政案件。最高法院的想法是很好的，保障公民诉权，如地方上（基层法院）得不到保障可以诉讼到上面。上面（中级法院）呢？肯定要叫下面（基层法院）办，但下面的法官也很坏，他怎么回答呢？我就遇到一个庭长，他对我说：冯老师，你讲得是对的，那你叫上面出裁定。他（基层法院的法官）料定上面不敢出裁定。好了，没书面的了。有的法官（中院的法官）还要狠，他说：法律上没写一定要书面的。我说法官啊，你骗人的毛病已到这样一种地步了，你对法律理解也真的快变成刁民了。任何法律上是没有写的（写明裁定书是书面的），因为这是一种常识问题，法律、法院都是讲规则的，规则的东西没有书面只是口头吗？你法学院毕业出来就是这么（对法律）辩解的吗？他（法官）不好意思了。我说：你骗老百姓，老百姓讲不出道道，就跟你吵，骂你，（法律）不是你这样理解的。

我们今天来这里反映问题，希望你转告费老师。

张先生：我会向费老师汇报的。

冯正虎：我们希望人大尽快的做这件事情（清除上海司法不作为的恶习），这样的事在全国也是领先的。所以我们在市民建议书里面提到：上海是全国经济领先的地方，我们期望上海在法制建设上也是领先的。尽管我对上海批评很多，但我对上海还是期望很大。相对来说，上海改正一下，还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尽管我遭受上海当局打压得不得了，为了从国外回国，还得中央最后批示决定。但只要上海在这些问题上改变，还是很可爱的，而且这些问题不是不可改变，是完全可以改变的，让更多的市民走上司法（诉讼）之路，让人大代表发挥更大的作用。不是说6月1日人大代表下基层吗？发挥一下人大代表的作用，这个地区就会变好。其他地区我们暂且不管，上海这个地区应当先搞好，我们都是上海市民，都希望上海的法制健全，使上海市民有安全感。如果不这样，我们就不会感到安全，今天这个警察把你抓起来，明天那个警察把你管起来。他（警察）为什么敢这样？因为你没有可诉的地方。如果有可诉的地方，警察就不敢这么干。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2009年我被绑架非法拘禁41天。从北京绑架过来的，真的很恶劣，什么事也没有。私底下有人说：“冯老师，是因为他们害怕你，因为看到你走路时有几个访民在你旁边。”其实，我是带他们见律师。在北京这么热闹的地方，十几个人呼啦一下子扑过来，趴在我身上，把我的衣服也撕坏了，我说你们干嘛？回答竟是有领导要找你。把我绑上火车，几乎是一辆火车，我这么伟大？ 绑回上海，到了上海四平路海军招待所，拘禁在一个标准客房里整整41天。

这期间没有一个领导出面，领导没有了，都逃避了。最后几天一个警察坐在我边上，垂头丧气地跟我说：“冯老师，我们也很累，如果哪位领导有另外一种说法，我们最轻的就是处分。”警察也知道这是非法拘禁，检察院24小时（非法拘禁24小时是检察院的立案标准）就够你获罪了。都有标准的，我们国家现在都是有标准的，如果像文化大革命时期没有标准倒好了，现在有标准出来了，你警察还在干这些事是很危险的，干这事的人都知道领导帮你的时候不说，就如一个小偷，你有关系不抓你，但你的受害者已报案了，以后不是照样要抓你吗？这个警察还说：“冯老师，你一直要立案，一直没有让你立案，如果当初法院和其它部门受理你的案子了，我们也不会干这种事，因为领导知道这是违法的，也就不会叫我们干这种事，我们也知道有这个标准，知道这是违法的，我们也不会这么干，因为这已经被一个权力机构定性过了，现在因为没有，所以我们也就这样干了。”

所以说，软弱的法律如不竖立起来，会让所有的人都变成了罪犯，让现在的警察、法官都会变成罪犯，这是很悲哀的事情。看上去一个很小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不希望所有的人都变成一个罪犯，包括访民最后揭竿而起，因为没有法律保障，感到只有拼命才能得到所要的权益，而另一批截访的人带几个人去抓他们（访民），都是非法的，这个社会很奇怪，国家机器在运转，法律也有，但与他们都不搭界的，这一帮群众（访民）与那一帮人（维稳人员，包括警察），其实也是群众，你搞我，我抓你，都是无法无天的。

所以，我说的这些，包括他们来，其实也就是一个诉求。我们想通过人大，也不断地到法院，希望通过对法院的不断压力，要法院明白，立案的问题是你法院的问题。我对我们的体制比较熟悉，以后处理还是你（法官）自己倒霉，到时候领导说他什么事都没干过，是你自己干的，你是成年人，又不是小孩，这个立案规定是七天，你为什么不立案？到时活该你倒霉。我们的人大会说：法院我们是管的，法律在那里明摆着呢，怎么可以不让老百姓不立案呢？到时侯，你（法官）都说不出哪个领导不让你立案，没有人睬你啦，很悲哀的。所以，我对一些法官及庭长说，你们可以开始立案了，不要等，该立案的应该先立案。

好了，我就说这些。

张先生：我记录一点，你们反映问题，我都录入电脑。

冯正虎：你也跟费老师说，跟人大常委会还是要催。6月份人大代表不是要下来了吗？安排一些人大代表跟我们见见面，对于这个问题人大代表负有这个责任嘛。你跟费老师说我们有这样一个要求：人大代表6月份下来，让我们也跟人大代表沟通一下。听听人大代表有什么想法，人大代表认为我们的想法是合情、合理的，或许由他们向人大常委会提出，要比费老师提出，解决得更快些。好吧，就这样，打扰了！

2011年10月28日录音整理

 [编者按]2011年6月9日下午，近50名上海市民佩戴“我要立案 捍卫法律 还我诉权”的挂牌，有的还举着鲜红党旗，进入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立案大厅，高呼“我要立案”口号，抗议司法不作为，要求庭长、院长接待。浦东法院宫法官代表立案庭出面接待，她与另一位法官认真记录上访民众的诉求，并现场受理了诉讼材料。最后，冯正虎代表上访民众发言。宫法官当即表示：给法院一点时间，尽量在尽量短的时间内给予答复。

本文根据冯正虎发言的录音整理。

冯正虎：把大家的诉求告诉我们的法官。刚才，各位已把自己的案子告诉宫法官。我们每个人的个案是不同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因为我们都共同遭到一个侵害，就是我们的诉权被剥夺了。

我们的诉权没有了，因为我们都碰到这样的问题：在法院长期既不立案又不给予裁定，有的法官连诉讼材料都不收，就是收了材料也不给任何的收据。那么，从我国现有的法律都指明了七天应该立案，不予立案就要裁定。而且根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里面，包括司法规定，包括最新出版的《法官行为规范规定》里，立案都定得非常详细，几乎要把法官看作小孩一样，要教你怎么做怎么做。

但是，我们确实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们这么多公民长期以来得不到诉权。没有诉权，在一个国家里，我们没有诉权，那么我们所有其它的权利都会得不到保障。而且，如果说一个法院有一个不公正的案子，也很正常，因为法院这么大，法官受理的案子这么多，不可能每一个案子都办得很好，有点不公正也很正常。但是，作为一个法院，它的司法不作为就是不正常。开着法院不干任何事，你说这个法院还要它干嘛？

我们都是公民，很正常的公民，遵守法律的公民。即使是一个杀人犯，甚至他被判死刑了，他只不过被剥夺了什么权利？（在场的民众马上回答：政治权利。）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他没有选举权，但他还有诉讼权。那么我们这些公民，当然里边有为数不少的，可能是你的街道、你的有些人看不中的，叫不安定的人员，但不能因为他们的不安定，就可以丧失诉讼权。

这样剥夺公民诉权，对法官也不尊重。我在二中院（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做过一个月的调查，天天坐在里面，我对法官认识很多，我很理解他们，法官的尊严都没有了，因为他们的立案厅每天都会面临这样尴尬的场面。你看，今天我们庄严的法院、尊重的法官，有尊严吗？肯定没有。哇啦哈啦喊口号，这里已不是法院了。由于我们的公民被剥夺了诉权以后，你看看，都变成这个样子，国家就无法无天了，法官也没有尊严。中国的老百姓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是法院没有理由（不立案），如果是某个官司判错了，法官还有很大的理由讲讲，错案还可以纠正，但是面对着不予立案（又不出具不予立案的裁定），法官无语了，因为我们的法院无权这么做。

我告诉你，宫法官，我们国家的法律，特别是对立案这样的法律，在世界上是定得最细的、最完整的、最好的。我对日本的法律最近做过研究，我特地看，在国外是否也像我们中国一样有个时间规定。我看了，没有时间规定。我说，如果它这个（国外）法律要是到中国啊，那我们这些中国的法官要高兴死了，你（上诉人）就没有办法象今天这样找我们啦。法律上也没有时间规定啊，我们当然也没有时间啦。

日本的法律它没有立案时间规定，后来我想通这个问题，因为日本是一个司法独立的国家，它是尊重法官的。如果法官审判、立案的时间还要法律制定出来，那你（国家）不是看不起我们法官吗？所以它（日本）没有制定时间。而中国呢？确实定得很细。我也经常和人大代表交往，我说你们这些立法者把我国律法的这个规定定得很细，把我们的法官看成小孩一样的，不相信他们，要他们在七天里才做好这件事（立案受理期限的法律规定）。但是，现在你们立法者可以笑话法官：你看这些小孩给他七天时间，他也做不好。

长期以来，造成我们，包括今天我们所有的人这样举动，宫法官还有你们其他的法官，应该是对我们很理解的。让他们（要求立案的人）叫了一些、发了一些，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既不予立案又不裁定，确实是对他们造成一种很大的伤害。这个事情（司法不作为）不仅是在浦东法院发生，其实在上海其它法院也发生过，而且发生很多。所以，我对上海市47个当事人的案例做了专门的调查研究，研究的结果是这47人涉及到158个案子，这些案子就个案来说都不同，但是都碰到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所有在座的人碰到的这个问题：法院既不予立案又不裁定。而且，我把这些案子（司法不作为的情况）全部用时间来计算，有十一万多天。

如果我们不做统计，我们根本不敢相信，哪有这么严重啊。我们上海市的法院居然有十一万多天不干事，要这些法院干嘛？而且，其中的上海二中院占了四万多天，是最多的。所以，在一月份，我们189位市民在人大开会时，提出了提议：一、归还公民的诉权，彻底清除上海司法不作为的现象；二、保障法官的独立审判权，树立法官对宪法和法律的敬畏感；三、罢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信芳。因为他那个法院四万多天不知道在干什么，这个法院的院长还要他干嘛？如果法院办了几个错案，也属正常，谁没有错？

我们一直信任人大，跟人大在交流、在沟通。所以，对这本书（冯正虎当场向宫法官赠送这本书《我要立案——上海司法部作为案例汇编（第1集）》）人大很重视，如果被编入书中的当事人去人大反映，人大只问他的案件在书中的编号是几号，其它的材料不需要。这项工作做得很细，这本书的续集还在编。现在一些市民也发觉了，法院是一个根本要解决的问题（立案）。所以今天到浦东来，实话说也不是第一了，浦东应该挨到第几？第三位了吧。

宫法官：你们到我们这里来之前，还去了哪里？

冯正虎：长宁区法院。而且，从领导的层次上确实比你们高，长宁法院的院长、庭长都出来接待。还去过一中院、二中院。但我是第一次出来，因为我不太出门，一直写文章，向上层呼吁。

在场的民众：其他法院是院长、庭长出来接待，为什么浦东法院院长、庭长不出来？

冯正虎：今天我为什么相信这里的符庭长？因为他确实去开会了，我认识这个符庭长。所以，今天宫法官说她出来代表，我就见她，因为我们相信她。其实，法官在法院里不论大小都是一样的，因为他（她）代表着法律，代表法院来的。你们到了信访办的官吏地方就不同了，当官的地方有部长、有省长，是不相同的，在法院里边任何一个法官都是同等的，应该是这样的。可以说，今天我们在座很多人的观念长期以来都是在上访、信访这样的地方形成的，但是你们要转回来走到法院，有些思路要改变，确实也要改变。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的访民，包括我们的市民，要改变我们的观念，改变我们的做法，但是法官、官员也要改变观念，改变做法，否则这样持续对峙下去，这个国家就没有办法，剩下的只有靠炸弹了，就像江西的三连炸，大家都不讲法了。

这期简报是最新出版的，我也可以给你（冯正虎当场向宫法官赠送《督察简报》第51期，本期刊登了文章《捍卫法律，还我诉权》、《致函人大代表、法律人指出“维护公民诉权”行动》、《忧愤不依，法律死亡》、《依法维权，夺回诉权》）。因为最近我就司法不作为的问题向各方面反映，这是他们（上海的其他一些市民）在一中院、二中院抗议司法不作为并要求立案的情况。我的这些简报是向上面送的，上层的领导都知道，因为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人大也认为：我做这个工作很有意义，因为过去只讲这个问题（立案难），没有办法引起重视，现在你把这个问题全部提出来了，而且老百姓也已经掌握了这个问题。如果有司法不作为的问题，那么我们任何一场审判都是假的，可以让你赢，也可以让你输，这是很容易的，因为在这么简单的问题（立案程序）上都可以这样出错。

今天我们是第一次来，在浦东法院有案子的人将来还会坐在这里。他们坐在这里不是给法院、法官添麻烦，其实某种意义上是帮法院、帮法官，因为今天造成这样的局面，肯定是法官背后的有些领导在干扰我们的司法，所以我们在这里是给法院、法官鼓气。领导看来，法院麻烦了，法官麻烦了，我（法官）只能立案，我（法官）不能立案，你领导出来与这些人（依法要求立案的当事人）说，你有本领你再去抓，你也没有本领，因为整个我们国家的趋势在变，最近的趋势都在变。而且今年人大常委会会议提出，现在的问题就是法律的实施。法律的生命力就在于实施，从现在开始已经不存在没有法律可依的问题，所以我相信我们法院、法官，你们的腰板应该硬起来。

你们法官受到很大压力，我们是要到这里来解决问题的，某个意义上也是要来支持法官，所以我们在今年提出的市民建议书第二项要求就是帮法官讲话，因为只有法官审判独立了，司法公正了，我们在座这些人的安全，他的生命安全，他的财产安全，才会得到保证，否则我们没有保障。今天抓你，因为为什么？瞎抓你，因为他知道你没有办法可以诉讼。明天他抢你的财产，因为他知道你也没有地方可以告。好了，把老百姓都逼成什么？

（冯正虎对在场的民众说）所以，我们今天来呢，想得到的目的就是诉权。应该说，不管怎么，即使他们的院长来了，也是一样的。我的概念，法官都是平等的。法官把你们（在场的民众）的东西（诉讼材料）收上来，就已经做好了。法院的门不是今天开了，明天就关门了。何必要这样呢？如果不解决问题，还可以继续有道理讲嘛，甚至还可以坐在这里，第二天你再等嘛，领导忙你们总不忙吧？领导今天不在，明后天总会在的。你们在这里不要吵，安安静静地要有耐心，要等庭长出来，等领导出来，他会解决你问题的。一天不够，三天，三天不够，一个月总够了吧。我劝你们千万不要大喊大叫，因为我们不喊，我们这块牌子已经告诉了人家，我来干什么了。我们只要耐心地坐在这里等，因为司法有一个过程的，法官要跟庭长商量，庭长要跟院长商量，院长要跟上面的政法委商量。我们要给法院时间，很多人十年都上访下来了，难道就不可以给法院一个月的时间吗？甚至半个月的时间。不要象过去上访那样，跑到这里一拉，签名一签，人也没有了，永远不在解决问题。所以你们也要负起你们的责任，来盯你们的案子，来追你们的案子。那么，这样你们实际上也在帮助在座的法官，法官回去，也不可能你们不来，天天帮你们叫，没有人会这样叫的，对吧？要你们自己来，有案子的人自己来，要很耐心地一直等着，耐心是最大的重要。不需要喊叫，你这个牌子挂着就够了，就告诉所有的人了。

我今天也来了嘛，刚才让大家在前，我在最后（提交诉讼材料）。其实，我和法官经常在打交道的，我心里希望法院，我们每一个市民到这里来是很安静的，法官有一种尊严，使我们尊敬他（她），我希望我们中国，包括上海是这样的一个场面。所以，我上次与一中院法官说，我来了二次，我真不想带着人一起来，因为我冯正虎要带大家来是很容易的，几百人都是可以的，但我都是一个人来的。这是为什么？我不希望有任何的压力促使法官产生什么决定，因为我希望法官有尊严。其实，我们在座的这些人也是希望我们的法官很有尊严，很有威望，是吗？肯定是这样吧？只有这样，法官才可以保护我们。

在场的民众（齐声回答）：对的!

冯正虎：所以我们今天来也是希望浦东法院法官真正独立起来，我们来这里也是帮法官呼吁，希望政法委的领导也明白过来，不要干扰司法，而且这种错误也不要错在这太简单、太原始的问题上，让人家一卡就卡住了。这个问题上只要有人指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这就是“皇帝的新装”。皇帝穿新装了，事实上皇帝光着屁股，所有的人都说他穿得很华丽，我们就是那个说实话小孩，说出皇帝什么都没穿。我们的案件你七天既不受理又不裁定，这个问题实在太简单了，而且这样的问题可以说，一个地方只要有一个案子出现这样的问题（司法不作为），就说明这个地方司法不公正，任何审判都可以是假的，为什么？程序问题。如果是实体问题，判错不要紧。一个案子出现这种情况，所有的人都会感到担忧，因为他都会遭到这个程序的错误。现在老百姓的心情与我一样，我作为知识分子先觉醒，现在他们比我急，我不来，他们都会来，接着上海的法院到处都有人要求立案。所以，我还是要恳求浦东法院，该怎么解决问题就怎么解决，是否能立案的，就给一个裁定，让他们有一个诉讼的权利，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要求。所有今天来的人其实就一个要求：依法立案，不予立案，就给我们一个裁定，让我们有一个诉讼权——慢慢讲道理的权利。判的对，判的错，这是以后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来，准确的就是这个要求，是否是这个要求？

在场的民众（齐声回答）：对！

冯正虎：没有说到这里来你（法官）给我们安置什么，你要管我们什么，没有。这个很简单，你第一步走出来，公正就走出来了。好吧，宫法官，我们给你添了很多麻烦。

宫法官：今天你们都是很远到来的。我们下午接待大家，把大家基本的要求简单地记录下来，我们尽量争取在尽快的时间内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你们的代言人说的，每个人的个案的情况千差万别，有的是公安局的，有的是环保，有的是拆迁，形形式式都有，那么我先要了解一下情况，现在我们给你们答复，肯定是不负责任的答复，因为我们还没有都查过一遍。

民生观察工作室按：在目前的中国，“不稳定分子”们经常受到各种监控而失去人身自由，这些监控包括被跟踪、被监视、被窃听、被旅游、被失踪、被关押等等。可能我们暂时改变不了这一切，但我们可以将它们曝光在阳光下，曝光也是一种抗争。

冯正虎先生是国内知名维权人士，常年因受到各种监控、关押而失去人身自由，其中最近一次发生在2011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2011年3月24日，本工作室刘飞跃专访了冯正虎先生，分享了他反监控、不屈服，应对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的心路历程，下面是访谈全文：

刘飞跃（以下简称刘）：首先请您讲一下您是哪一天被带走的？当时的情况如何？

冯正虎（以下简称冯）：2011年3月3日上午8:30左右我在家吃早餐时，上海市国保局警察张某某（每次率队来我家抄走电脑，但是连姓名都不敢告知。）、上海市杨浦区五角场警察陆巍峰率领五、六名警察、社保人员闯入我家，出具五角场派出所的传唤证，其传唤案由是“因你涉嫌以其他方式故意扰乱社会秩序”，实际上我从未做过任何涉嫌违法的事。我被传唤已不计其数，其理由一律是“涉嫌以其它方式故意扰乱社会秩序”。什么是“其它方式”就是什么方式也没有，是国保警察非法抓人报复的一个借口。当日又一次遭受抄家，抄走一台电脑、一部手机，这是我一年内被抄走的第十台电脑。

当日约9:00我乘警车抵达杨浦区五角场派出所，被关押在询问室里，没有一位警察来做询问笔录，也没有任何人告知我究竟有什么涉嫌违法的行为，一直被关押至下午1：30许。五角场派出所警察陶卫国与三位从上海保安公司雇佣来的保安人员将我从讯问室押到停在派出所外边的一辆普通桑塔纳小车上，与其他两辆小车一同驶向上海市崇明县的长兴岛。当日下午我被非法拘禁在偏远海滩边的一个“黑监狱”（鹿鸣农庄），每日24小时由7名便衣警察及保安人员贴身看守，直至3月21日被释放，整整非法拘禁19天。

刘：您当时对这个行动有进行抗议吗？

冯：我当场谴责这次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的违法行为，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抵抗。一年期间内，我已经历5次被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的违法事件，在“黑监狱”里我也曾用绝食或冲撞的行动方式反抗，但这次我极其平静地忍受非法拘禁的迫害。我清楚：向这些直接看守我的警察抗议是多余的，他们都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而为了养家糊口的工作不敢抗拒上级的命令。实际上，这些底层的警察及保安人员与我一样都被上级领导的权力绑架在‘黑监狱’里，也没有人身自由，仅比我多一个可以对外联系的手机而已，也是这个违法体制的牺牲品。

刘：您被带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冯：我被非法拘禁的“黑监狱”，位于上海市崇明县长兴岛东部海滩边，在一个橘子园内的一家无人知晓的小农庄（长兴鹿鸣农庄，地址：上海市崇明县长兴镇丰村永丰果园  电话：021-33801779），离上海市区很遥远。这个偏僻的农庄周围没有公交路线，晚上漆黑一片，除了周末有一些关系客人来聚餐，平时只有我们这些特殊客人。

我与五角场派出所警察陶卫国、江浦派出所的社保人员老常及三位由国保警察雇佣的保安人员（退役军人）同住一间单独大套间。上海市杨浦区公安局国保处警察沈国良、五角场派出所警察陆巍峰居住另一间客房。

没有执法凭证的三名警察与没有执法资格的四名保安人员在一个非法的关押场所拘禁一个合法公民。房间的窗户外加一层铁栅，门也是两道的，囚犯插翅难逃。没有电话，又在看守们寸步不离的监控下，受害者要向警方110、督察队或检察院报案求救是绝对不可能的。

刘：那里面的监控状况如何？您有点自由吗？看守们对您有不利或粗暴的行为吗？

冯：我被强迫失踪的一刻起，手机就被没收了，中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没有人身自由，不可以单独一人行事，一切都在看守人员的严密监控下行事，如同在监狱里生活一样，也可以看电视、看书、放风散步。白天我在农庄院子内散步，在房间里看电视，看守人员都贴身陪同。晚上睡觉，看守人员陪同，他们还要轮流通宵值班，用长沙发椅子顶住房间门，预防我逃跑。

看守们对我没有粗暴行为。我与他们相处很久，彼此比较熟悉，常有机会与他们谈谈法治的道理及社会趋势，他们虽然在做违法的事，但其中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明事理的，不会死心塌地作恶。而且，他们明白：我若遭粗暴行为，肯定会拼命反抗，不惜同归于尽，这样反而不利于他们自己。他们也清楚：在这个非法拘禁的处境里，他们的粗暴行为会激怒被拘禁者自卫反抗，如果被拘禁者致伤或致死，就会追究看守者个人的刑事责任；如果绑架者或看守者致伤或致死，就是罪有应得、责任自负，指使违法行为的上级领导都会赖得一清二楚、推卸责任。

我已曾经沧海，心平如镜，或许还有点国际知名度，所以在非法拘禁的处境中还能与看守人员关系相处得平平常常、不亢不卑，平安度过这个预先不知期限的非常时期。

刘：在那里他们让您做了些什么呢？在里面的生活情况还行吧？

冯：他们执行上级指令，把我关在农庄里与外界隔绝，限制我的人身自由，除此以外不要求做什么。他们对改造我这块石头已失去热情。我主张的“护宪维权”理念是处于正统、正道、正义的地位，而我的维权行动都是公开的、合法的，他们还能让我做一些什么呢？我一直公开主张：爱中国、坚守宪法法律、支持中共中央“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依法治国”的政治路线。国保警察总不会公开要求我反中国、反法律、反党中央吧。所以，他们也避开与我谈这些严肃的话题，免得双方不和谐，影响上级任务的顺利执行。

这次我也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随便他们关押我多久，非法拘禁的事实一旦成立，追究责任是迟早的事，没有必要与这些基层警察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

我安心，看守们也放心。我告诉他们：“我不会逃跑，也不会与你们作斗争。你们应该吃好、睡好、玩好，好好旅游一番。国家这么多维稳费，你们不用，也让其他人浪费了。”其实，这个偏僻地方也没有什么好玩，他们天天打牌、看DVD影视片、打康乐球来打发时间。

我早上起床后在农庄的院子里慢跑2-3圈，白天看电视或DVD影视片，与看守们一起看完九十五集电视连续剧《新版三国演义》，3月11日起天天观看中央电视13台播放日本地震新闻，为在日本的亲友及遇灾民众祈福。天气晴朗时，就在农庄院子里闭目养神晒太阳，或散步思考。每天的时间也过得很快，吃了中餐，又是晚餐，天天与看守们一起聚餐，四菜一汤。

3月2日也就是我被强迫失踪的前一天，我似乎预感到自己又会被非法拘禁，在当日的推特（http://twitter.com/fzhenghu）上写道：他们要把我作为假想的敌人，我也无可奈何，软禁也好，传唤拘禁也好，只好顺其自然，我暂时无法改变周围的环境，唯有先改变自己的心态，以平常心看待不平常的生活。

刘：您是哪一天获释的？获释的过程如何？

冯：3月21日下午我被释放回家。

当日上午上海市国保警察张某某与另一位国保警察从上海市区驱车抵达鹿鸣农庄，他们在杨浦区国保警察沈国良的陪同下进入我的房间，找我谈话。张某某说：“你有什么想法？”我告诉他：“在这个偏僻的农庄，一切很安静，我平静的连一点想法都没有。”他说：“你过去曾经被关过41天，这次还只有十几天。我们不能把你一直关下去。你想回家吗？”我告诉他：“你们有权力，想抓我来，我就来了，想让我回家，我就回家了。你们想关我多久，我就住多久。”他希望我谈谈想法，似乎要有一个释放我的台阶，但我已没有兴趣与他们玩这个把戏。我告诉他：“我们之间没有必要交流看法，你认为你们的做法是对的，我认为你们是错的，这种非法拘禁的行为要让第三人评论，而且不久的将来自有公论。”最后他自言自语一番，我就敷衍了事地只听不辩，谈话也就匆匆走过场。

中餐以后，上海杨浦区国保警察沈国良、五角场派出所警察陆巍峰来告知我，下午可以回家了，并请求我回家后当晚不要出门，避免与我家门口的看守们发生冲突，明天可以自由出门。

下午1:30许，我被三名社保人员押入一辆普通桑塔纳车，由五角场派出所警察陶卫国驾驶，前面还有一辆普通桑塔纳车带路，我们一行八人离开鹿鸣农庄直驱上海市区。我不明不白地被关押，又不明不白地被释放回家。

人回家了，但抄走的电脑、手机却如同没收一样，有去无回。在没有法治的中国，做一名国保警察是无限自豪的，可以随意抓人，也可以任意剥夺他人私人物品，没有法律可以制约其违法行为。我只好又一次破财消灾，回家后当即购买一台电脑，这是我的第十一台电脑。

刘：我知道您一直受到严密的监控，被失去自由很多次了。对这些行为您主张进行非暴力抗争，这也是我的主张，能让我们分享下您在这方面的体会吗？

冯：是的，我从2010年2月12日回国起，一直受到严密的监控，家门口每天24小时由十几人轮番站岗放哨，以传唤的方式被带入五角场派出所内限制人身自由的遭遇已不计其数，五次强迫失踪及关押在“黑监狱”，加上2009年2月15日从北京被绑架回上海非法关押在封闭式的旅馆房间里长达39天的这一次，我已经历了六次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事件。

我一直主张非暴力抗争，尤其在社会改革的这个层面，改革者绝不使用武装暴力，应当和平依法推进社会改革。但是，在具体的人权个案中，我不反对受害者的自卫反抗，甚至不惜用生命来捍卫自由权利与做人的尊严。

以被旅游或传唤名义绑架一些官员认定的麻烦公民，并将其长期拘禁在一个非法的关押场所，这种法律外的维稳办法现在很盛行，类似于2003年孙志刚致死事件前的收容遣送制度。更糟的是，这些警察实施的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的举措，连一个政府部门文件的公开支持都没有，而是现行法律严加禁止的。

非法拘禁中遭受暴行，还是善待，其实是个次要问题，这仅仅关系到看守人员与受害者的个性及心理素质，因人而异。“黑监狱”不同于受法律监管下的监狱或看守所，囚犯没有人身安全的保障，关押期限与处境都是无法预期的，时时处于被绑匪撕票而无救援的恐惧之中，其精神受到极度伤害，而难以忍受的心理恐惧又会导致身体伤害，自杀或在暴力反抗中致伤致死。受害人突然失踪，而派出所又不立案查办，其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事件对受害人的家属及整个社会都是一种人身安全的威胁与恐惧。所以，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的危害性对每一个受害者及其家属、周围的民众都是同样的。

警察不遵守法律，不走合法的司法途径去办案，而是滥用职权，利用非法拘禁的犯罪方式去监控公民，并授与没有执法资格的普通保安人员去行使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权力，这表明社会管理的极度混乱，使国家处于危险境地。当然，在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已庄严宣告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的大好形势下，国保警察也只好偷偷摸摸、东藏西躲地实施这些违法手段，还要提心吊胆地担心玩火自焚的情况出现。对于看守们及指使者来说，这些被非法拘禁的麻烦公民，既是恐吓他人的人质，又是炸死自己的炸弹，稍有不慎就会发生在关押中逃跑中致伤致死或与看守们同归于尽的悲剧事故。如果在非法拘禁中出现一个孙志刚、钱云会或杨佳，只要其中一件事故的发生，互联网上就会怒火燃烧，震撼朝野，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的违法做法就如同当年的收容遣送制度招致数亿民众的谴责，一夜间顷刻废除，作恶的看守人员最后成了替罪羊。

我不喜欢不死不活、苟且偷生，要么壮烈的死，要么快乐的活。我应对非法拘禁的迫害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自卫反抗、以身殉法。我第四次被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时，曾试图这种方式。10月25日至31日是上海世博会闭幕期的指定参观日，我却又一次莫名其妙地被绑架到上海市的横沙岛，在海滩边的度假村里被非法拘禁一周。我被强行失踪的当日早上，妻子为了我的人身自由在我家小区门口与看守人员的搏斗中血染手指。为了抗议警察的违法行为，我连续三日（10月26日至28日）绝食，并写下遗言：“人无尊严，鸡犬同道。天下无道，以身殉道。”一位国保警察小头目喝酒后威胁我，命令一位民警：“把冯正虎扔到河里去！”我当即冲上去，要求他们扔。若他们敢做，我就要与这位敢作恶的小头目同归于尽，成全自己做烈士当英雄的心愿，这是求仁得仁吧。但是，警察不敢，仅是酒醉气话。其他看守人员劝架，并自诉不得己违法的苦衷，使我同情这些底层警察的难处，放弃了与他们的直接对抗。他们不做凶神恶鬼，我也成不了烈士英雄。

第二种方式就是不抵抗、不屈服。受害者个人是很难改变这个普遍的违法现状，而且这些底层的警察也是无法抗拒上级的违法命令，法律已到了死亡的边缘，我与看守们及指使者都是这个违法体制的牺牲品。我暂时无法改变周围的环境，唯有先改变自己的心态。实施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的权力是强大的，受害者即使抵抗，也无法改变其被非法拘禁的期限与处境，除非以身殉道。但是，我可以把苦难变为修炼，做到身体不抵抗，心理不屈服。难得糊涂，快乐坐牢；修身养性，来日方长。达不到心理恐惧的目的，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的手段就失去作用。我失去自由时就休息学习，有自由时就继续战斗，揭露罪恶，护宪维权。最近一次我安心快乐地与看守们共度“黑监狱”的生活，因为我已清晰地看到中国的未来，光明即将到来。

这两种方法孰是孰非，因人而异，因时而变。非法拘禁中有许多不可预测的变因，我也无法保证自己是否会成为孙志刚、钱云会或杨佳，非要“我以我血荐轩辕”，但我希望我是冯正虎。中国绝大部分政府部门与民众希望中国变成一个法治国家，中国政府应当制止警察滥用职权非法拘禁公民的违法行为，即使一个公民成为国家的敌人，也应当通过合法的司法手段立案处罚。

最近，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要求，各级政府要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遵守和执行宪法和法律。国保警察也应该听党的话，依法办案，终止使用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的违法手段，保障公民的法定权利与人身财产安全。

2011年3月30日完稿

附件：冯正虎的传唤证（3月3日）

上海著名维权人士冯正虎在被当局强制旅游近三个星期后回到家中。他表示，频繁的抄家和软禁并没有改变自己非暴力维权和对中国走向民主的信念。一些民主人士说，维权人士不应该指望当局会自动放弃专制统治。

曾经自我滞留在东京机场、并成功争取回国权利的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在被强制失踪十九天后星期一回到自己的家中。

*冯正虎：强制旅游不合法*

冯正虎三月三号上午被警方带去派出所，之后便与外界失去了联系。他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警方在带他去派出所的当天下午就把他送到上海郊外长兴岛一个偏远的农庄，不准他与外界有任何接触，直到三月二十一号星期一才放他回家。

冯正虎说，警方没有提供强迫他旅游的任何理由或办理任何手续，整个过程不合法。

冯正虎说：“带到派出所去以后，下午就把我从派出所带出来，用了两辆车把我送到上海长兴岛东部一个很偏僻的海边，一个农庄。这是一个很偏的地方，没车子。在那里生活了十九天。这绝对是违法的。把一个公民拘禁起来，它没有任何凭证。”

*被多次抄家软禁 冯正虎仍相信政府*

警方在上门拘押冯正虎的时候还拿走了他的电脑。自从他去年二月成功回国以来，警方在五次上门抄家中一共拿走了十台电脑。尽管如此，冯正虎仍然对北京中央政府和上海市政府寄予希望，相信政府不会继续容许当地警方非法侵害公民权益。

冯正虎说：“这个国家它的法律已经写定了，我的信心也就是这些法律，也希望他们这样去做。毕竟这十年来，中国一直在进行法制教育。不管它教育的结果如何，它对其他一些机构都会产生影响。这个国家它确实是有一些很大的改变，那么我是看到了这样一个方向。”

*官方学者承认地方官员实施法外维稳*

官方的新华社本月早些时候转载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封丽霞的文章，称中国的一些地方当局常常超越法律，以维稳为名，以个人权威取代法治权威，对访民和其它维权人士采取围堵、非法拘禁和劳动教养等非法行动。文章敦促地方官员不要为了维稳而牺牲法治，要珍惜改革开放以来法治建设来之不易的成果。

不过，许多人认为，为了维稳而实施法外拘押的行为不能全都归罪于中国的地方当局和官员，地方政府的这些行为是中央政府维稳高于一切政策的体现。

*冯正虎独特维权 人们褒贬不一*

冯正虎则说，自己会坚持爱国、维护宪法和支持中共中央以人为本的政治路线的原则，继续和平推进中国的进步。他曾对美国之音说，自己从容地去应对警方的行动，也会促使警方从容地应对维权人士，在双方的这种不激烈的摩擦中法制渐渐得到加强。

熟悉冯正虎的一些维权人士曾表示，冯正虎面对强权而镇定自若，展现了他维权的独特功力，也为其他维权人士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但是，面对中国当局对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的打压日益严重，一些民主派人士认为不应该对当局抱有任何幻想，不要指望当局会自动放弃专制统治。

*曹长青：民众有权革命推翻暴政*

旅居美国纽约的原《深圳青年报》副总编曹长青说，民众有权使用任何方式、包括革命，来推翻不肯自我变革的专制政权，而不应该将自己局限于所谓的和平变革。

曹长青说：“我觉得什么方式都是可以的。人民有权利采取各种方式。和平理性，用非暴力方式能结束(专制政权)当然更好。不能的话，采取突尼斯和埃及的方式也是完全允许的，完全可以的。这是人民捍卫自卫权，不是暴力。”

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说，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他无法跟当局进行正面冲击，但护宪维权是他的底线，因此他采取的策略是“不抵抗，不屈服”，并希望在双方这种不激烈但不间断的摩擦中逐渐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

香港  2011年 3月 23日

2010年，对公民冯正虎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这一年2月12日，他用惊人的、不屈不挠的韧性在日本国成田机场坚持抗争92天，在八次被拒入境之后，终于回到了祖国；这一年中，他痛失了九十多岁高龄的慈母；这一年中，他锲而不舍地坚持他的立案诉求直到年末最后一天。冯正虎始终理性、温和与冷静地行走在护宪维权的道路上。他的”冯式维权模式”在当今中国的公民运动中备受关注。以下是今年1月26日本刊通过互联网与冯正虎的访谈。

冯正虎与推特的感情

戈：正虎先生您好！去年一年中，您特别繁忙，前几天（1月19日）又被警察传唤了一次。可否介绍一下您去年的工作概况？

冯：晓波你好！告诉你一件事，昨天我把采访提纲打印件放在手提包里，当我被国保从全聚德饭馆绑架到五角场派出所后，他们就从我手提包里发现这个提纲，然后就说：”《动向》的推特茶坊要采访呀？”我说：”是呀，你们也知道这个茶坊？”他们说：”当然呀。”

今年我做的事情主要是两项行动，第一、”我要回国”行动的圆满结束，第二、启动”我要立案”的行动。这两项工作都关系到公民的最基本的权利。前者是公民的回国权，后者是公民的起诉权。

戈：听说您昨天的一个饭局，又被国保给搅了？

冯：昨天，我们与滕彪博士在上海的全聚德餐馆见面，七点钟以后，烤鸭还没端上来，一帮警察闯进了我们坐着的小包间里，其中杨浦区的六个警察包围了我，要把我带走。宝山区与浦东区的警察，又把另外两个上海的推友带回到各自管辖派出所。过了一会儿，警察又回到包间，其中一个警察把桌上的一个茶杯给砸碎了，并还威胁了李天天律师，接着把她也带走了，只把滕彪等四个朋友留在了餐馆。在餐馆里我见到这些国保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应该晚一点进来，我刚举杯，一块烤鸭还没有吃。”面对这些嬉皮笑脸、诉苦抱怨的国保，实在让你觉得可怜，骂也多余。

戈：前年下半年，您在成田机场出关通道上度过的那令人难忘的92天”总督”生活中，正是广大推友帮您叽叽喳喳叫喊，才最终让您胜利回到了祖国和您母亲身边的。

冯: 推特对我的帮助很大，翟明磊在送给我的一本《中国猛博》的扉页上写上了这样一句话”推特之功，如虎添翼”。他还特地画了一只长了翅膀的老虎，老虎的爪子变成了四个鼠标。推友们把我的事情写到他们的博客上，让国内更多人了解到我的事情；而且推特上还有很多记者，他们都纷纷在第一时间段上把我的情况公诸于媒体，正是这样，我很快得到国内外民众的支持，才能够在2010年初成功回到国内。

回到笼子里来后的”老虎”

戈：您可给广大推友和读者讲讲这一年来您在维权事业方面的活动吗？

冯：我回国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在自己的国家里继续从事人权活动、推进中国法治化。所以回国之后，我在网上举办了冤假错案博览会，这些案子涉及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网络自由、人身自由权利等最基本的公民权利。8月3日我又发起了我要立案的行动，最近编辑出版了《我要立案——上海司法不作为案例汇编（第1集）》，揭露了中国司法不作为的恶习，仅对47位当事人158个案例调查，上海法院司法不作为天数111983天（截至2011年1月15日）。接着又提出《关于清除上海司法不作为恶习及罢免法院院长的建议书》，其建议书提出三项议案：1. 归还公民诉权，彻底清除司法不作为的恶习；2.保障法官的独立审判权，树立法官对宪法法律的敬畏感；3.罢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信芳。目前已有 189名上海市民联署提议，这项行动还在持续之中。

戈：众所周知，您是一个有着数学系大学教育背景的经济学硕士与企业管理专家。放着挣钱的事情不做，专事公民维权与人权活动。对于精明的上海人来说，您不以为是很愚蠢的吗？

冯：是的，我其实还是温州人。温州人是做生意的，最讲实效的。但是， 2000年遇到一场冤狱之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在一个没有人权、司法不公的国家，你的生意做得最成功、最有钱，也同样逃脱不了厄运。我仅仅只是出版了一本没有任何政治内容，纯粹是经济信息方面的书《上海日资企业要览》，况且还是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竟被判了三年徒刑。中国公民根本没有出版自由权，著作权也得不到保障。我认识到，必须首先改变外部环境，在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社会环境中，无法安居乐业，也根本无法做生意，即使你有聪明才智或通天关系发了大财，但万一稍稍得罪官府就会人财两空。我在监狱的最后刑期中，给我妻子一封信中写了这样一句话：”炼狱之后，应当顺应天命，为民行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一生不亦乐乎。”

戈：在回国以来的近一年内，您被警察请去喝了多少次茶？被他们带出家门”游玩”了几次？

冯：喝茶嘛，次数我已记不清了，太多了。他们即使拿着传唤证找你，谈话后也赖掉传唤证，不给我。后来我强烈要求他们：”找我谈话必须给传唤证，否则我拒绝配合。其实，你们是给法律面子，给胡锦涛面子，给不给我面子无所谓，我是小人物。不要一再打胡锦涛的耳光，法律是共产党制定的。”最近几次找我，他们都出具传唤证了；当然，传唤证上涉嫌内容都是瞎编的。回国后被旅游一共有五次，都是在上海周边地区的度假村，每次都有五六个人陪游陪吃，市国保领导也来关照，我也以绝食、拒睡等方式抗议他们的非法拘禁，当然更多的时间，是给他们上法制教育课。

快乐的维权者与改良主义者

戈：在不同的场合，您都声称自己不是革命派，更不主张暴力革命。您说，您是一个没有幻想的改良主义者……

冯：是的。我不把自己定位在革命派，更不主张暴力革命。我们说的革命和暴力，指的是一种社会改造方法。革命彻底，暴力革命更痛快。或许我的认识有限吧，因为我看不到在现实中国里有任何革命的力量与条件，更看不到暴力革命的可能性。个体暴力抗暴行为是与暴力革命是有区别的；而且，我也不会指责个体的暴力抗暴，”那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理所当然的。对付用暴力手段非法侵犯公民权利的官员，公民的适度暴力自卫是具有一定威慑力的。我的改良主义是建立在社会改造层面上的。当今中国的确存在着改良的力量与条件，有许多许多我们可做的事情，而且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与牺牲，去建立起一个自由、民主、法治与尊重人权的社会的。其实，改良到了一定程度上也是革命，这是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戈：大家都知道维权道路是非常艰难、痛苦与辛酸的；可是，您却提出”维权可用一种快乐与娱乐的方式进行”。如果您能接受”冯氏护宪维权模式”这一说法的话，那就请介绍一下……

冯：没错！维权的过程的确是痛苦的；但是维权的路径与目标则是很清楚的，所以在行动过程中，我们就应当找到快乐的方式。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我们应当依靠宪法这样一种力量。过去有这样一句话”挟天子以令诸侯”，当今的天子是这部宪法。我们依靠宪法去维权，做的是名正言顺的事情。这样做的过程，我们就可找到维权的快乐。而且，宪法的核心就是公民权利。我们维护公民权利，就是捍卫宪法。所以，国保也只好用一些非法手段去迫害维权人士，而且还要偷偷摸摸、不留证据的暗中行事，他们也惧怕法律的事后追究。非法的方式，因为不正统，无法律依据，所以是没有力量的，做的时候会有心有余悸的痛苦感。正统、正道、公开，就有力量，是我们维权的快乐感觉。

关于上海、司法公正与家庭

戈：其实，您可能比谁都明白上海在中国的政治地图上占据着什么样的地位；您可谈谈冯氏维权活动与人权活动模式对于这座城市的作用与意义吗？

冯：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也是国际大都市，在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它将会又一次走在中国最前面。尽管上海司法不公正、官府侵权的现象相当严重，但相对全国来说，上海的公务员素质较高，对外开放程度较大，市民社会也比较成熟，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民众力量较强，尤其是上海访民已基本上形成力量。护宪维权的理念更适宜在这个城市实施。这几年我在这个城市做示范，积极稳妥地从民间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上海完全可以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先行区。

戈：如何理解您的”把’私法’扳回’司法’，就是我们维权人士的工作”这一观点？

冯：吴邦国委员长曾在去年的人大报告中说：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也就是说，中国的法律制度现已基本健全。但是，许多人士都说他在瞎说，因为人们都看到一个现实：中国司法不公正、官员无法无天。我在接受外媒采访时却认为：吴说的都是真话。确实如此，从法律制度建设角度看，当下中国，的确处在一个比较好的时期；但是，同时又有一个事实：此时期的中国司法却是最不公正的。没有法律，就谈不上司法不公正。因为有法律的存在，司法不公的现象又客观大量存在着，才使民众感受到司法不公的切肤之痛。我们看到：中国法院连最简单的立案7天法定期限都可以不遵守，其他法律还会遵守吗？司法就是依法审判。所以，中国维权人士要做的工作是最艰难，也是最简单的。把浮在空中的法律条文拉到现实生活的地面来，让法律兑现，用法律保护公民的权利，这就是我们维权人士的工作。

戈：可否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您的家庭情况吗？

冯：我家庭的情况非常简单。我的妻子在大学工作，规规矩矩的，因为她在体制内嘛。我的儿子也是个好学生，在上海同济大学读书，年年拿奖学金，后来直接考取日本名牌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学工科的，现已毕业。我的兄弟姐妹一半都在国外，还有已故的母亲，他们都给了我很大的支持。我的家人已在艾未未拍摄的纪录片《幸福生活》里出现。作为亲人，他们肯定希望我平平安安，最好不要去冒风险。但是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我要贡献给这个国家，我所做的事是对的。亲情是我们的对手用来打击我们的最厉害的武器，我们也常常会遇到两难选择：为了家庭的安宁，还是为了国家的进步。在这个选择中，我选择后者。

“零的奋斗”者与对新年期待

戈：前几天，您又荣幸地被请去喝茶了一次，国保们送走您之前，竟把您的三张手机卡给损毁了，您不急也不恼，只是在推上说了一句”国保同志心态不好”而已，您还发推说：”或许现在国保就在推上，他们时刻需要了解我在想什么做什么。我坐在茶室喝茶，什么也不做，只是在想如何让大家都回归一个正常�宁静的社会”。您真心对成天监视、骚扰并蓄意加害您的人如此宽容吗？为什么？

冯：那些成天骚扰的人和我相处很久了，他们对自己做的事情也很了解，互联网时代的人不傻，也不会死心塌地地为领导卖命，仅是为了养家糊口的一份工作而已。十几个社保、警察天天四、五人一班24小时轮番，在我家门外看守，从上一年二月我回国起一直守到现在，无论酷暑，还是寒冬，他们奉命看守一个虚无缥缈的敌人，自己也觉得荒唐好笑。这个时代不是文革那个年代，做非法坏事的人底气不足，不得不要嬉皮笑脸地哄我，以求我配合。我觉得他们也实在可怜，只是为了一个饭碗而已，所以我是很同情他们的。只要不是故意作恶，我都会宽容的，若是故意作恶，我是会想方设法让他们倒霉的。

戈：在和您这样说话的时候，我脑子里突然蹦出了三个传说中的人物，一个是填海的精卫，另一个是追日的夸父，还有一个就是推石的西绪弗斯，不知您感觉自己更像他们中的哪个，理由呢？

冯：其实，他们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念在进行不屈不挠奋斗的英雄。这三人，我认为我都像，我具有他们一样的傻劲。《动向》2009年9月号上，一个叫郁申树的作者把我看作西绪弗斯，他写我的文章标题就是《谁把他「造就」成当代西西弗斯》。我对自己的奋斗有个说法：零的奋斗。零的排列，无论多少个零加在一起还是零，但哪一天在零的前面放一个壹，所有壹后面的零都有价值了。我已成功回国的案例也是一种零的奋斗。我在回国之前，好多人都是认为是没有希望的，是渺茫的，但坚持不懈、顽强努力，最后我成功回国了，那就不是零了。很多人喜欢马上看到成果，我却喜欢欣赏做事的过程，水到渠成。我要立案，又是一场零的奋斗。

戈：最后，我想知道：2011年，您对中国与上海有何期待？对推特有何期待？对护宪维权活动有何期待？对家庭有何期待？

冯：哈哈哈，……这么多期待呀！我对中国与上海的期待，其实都一样，我期待2011年能够消除中国司法不作为的恶习，归还公民诉权。中国公民没有诉权，法律上规定的所有其他权利就难以保障。对推特呢，我期待推友能介绍更多国内人士加入推特，共享推特的自由平等精神，并将推特上消息及转载的文章发布到国内的微博及博客，与国内民众分享信息。我期待通过我的努力，使更多的人能认同护宪维权的理念，以”我要立案”、归还公民诉权作为司法改革的切入点，以公开人大代表信息作为改革人大制度的切入点，促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加快完成中国的转型时期。对我的家庭的期待呢，很简单，只有平安两字。

――原载《动向》杂志2011年2月号

冯正虎先生是上海访日学者，近年来积极参与国内的维权运动。最近，我们注意到冯正虎先生的一些行动，如他编辑发行面向政府官员的督察简报、编撰《不服上海法院裁判上访申诉案件汇编第１集》等。了解冯正虎先生的维权实践和思考，相信对国内维权运动有借鉴和参考作用。2008年2月，民生观察刘飞跃（以下简称刘）对冯正虎先生（发下简称冯）进行了专访，下面是访谈全文：

刘：您好！冯先生，很高兴您能接受民生观察的采访，最近我们接触到您的一些文章，也注意到了您的一些维权活动，给我的感觉是很清新。我想首先从您刚刚公开的《上海司法不公正的见证——不服上海法院裁判上访申诉案件汇编第1集》谈起。您为什么要编这样一部不服上海法院裁判的案件集呢？

冯：去年11月我第一次亲身体会了北京最高人民法院接待室的上访，与数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申诉上访者一起天天拥挤在简陋的接待室，听候接待的呼号声，很多人等了一周也没有被接待。我亲眼目睹最高人民法院信访接待室里的电子大屏幕上显示的上访人员名单中上海的上访人数排名第一。这么多人都陷入这个无穷的申诉上访怪圈，每次都填表，提交表格就犹如石沉大海，下次来继续填表，周而复始。我们都知道中国司法不公正，愤怒的申诉上访者在最高院的接待室越聚越多，但很少有人知道法官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为什么知错不纠，一切都是暗箱操作。要破解这个申诉上访怪圈，首先就要公开民众不服法院审判的终审案件。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里也提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我编《上海司法不公正的见证——不服上海法院裁判上访申诉案件汇编》的目的，就是要确保司法权力正确行使，让法官的审判行为暴露在阳光下，接受公众的审视与监督。

刘：这次汇编工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你们选择案件有什么样的标准？每个案件主要登记哪些内容呢？在收集案件时，那些枉法裁判受害者他们怎么看您的这项努力？第1集的编撰有些什么特点？

冯：这次汇编工作是我从北京回来，也就是11月下旬开始。我选择案件的标准是终审的案件，也就是当事人不服而提出申诉的案件。这些案件的终审裁判已结束，是否司法公正，是否是冤假错案，可以由公众来评判与监督，并促使司法监督部门监督法院纠错。

每个案件主要登记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住址、联系电话、案件标题、原告与被告、一审、二审、再审法院名称、裁判时间及其案号、申诉理由、本案裁判的法官姓名，这些内容基本上反映了这个案件，欲知这个案件详情的新闻媒体、司法监督部门可以直接与申诉人联系，索取全部申诉资料。

在收集案件时，这些枉法裁判受害者积极支持我的这项工作。这项工作虽未公开告示，但上海的一些申诉上访者听到传闻，就纷纷复制《不服上海法院裁判上访申诉简表》，填写后寄送我处或发送电子邮件，截至2007年12月31日的一个月左右时间我就收到二百三十几张简表，我选择了189个案例。现在我还不断地收到上海市民填写的简表，他们期望我继续汇编第2集。

第1集的汇编有二个特点：1. 简洁明了，数字说明问题，1张表、1个项目不说明问题，但189张表、189个项目就可以说明问题；2. 公开了参与审判的每一个法官，让公众审视法官的司法是否公正，一个法官多次判错，而且知错不纠，公然违背法律，这个法官就必定受到公众质疑，他必须引咎辞职，甚至接受法纪处罚。

刘：案件编撰成集后你们将如何处理？这项活动大约要进行多久？对该活动的成果您有什么样的预期？

冯：这本汇编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打印成册的纸质版，另一个是pdf格式的电子版，在护宪维权网上可以下载。我自己花费了几千元印刷了上百册寄送中央及上海的政要、司法监督部门、一些著名的维权律师及其他相关人物，印费每册15元，主要是邮寄费比较贵。我公开原稿文件，放弃版权，所有需要的人都可以自己去打印社或印刷厂印刷成册寄送别人。上海的一些维权人士都是自己出资去印刷寄送，费用各自分担也就能承受，而且流传也很快，方方面面的人迟早都会拿到这本汇编。据说，现在还是供不应求。外地的一些维权人士也向上海的朋友索取，他们要参照这本汇编，编辑他们本地的汇编。

这项活动有开始，就没有结束。有第1集，就有第2集、第3集。我不编了，还有其他人会继续编下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如果哪一天没有司法不公正了，冤假错案能及时公正地纠正了，那么这本汇编就没有编辑的内容，这项活动也就可以结束了。

我没有什么预期，但这本小小的汇编一公开就有三个实实在在的效果：1. 司法不公正已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令人震撼的活生生的现实，189个鲜活案例足以唤醒公众的良知, 也撕去了所谓法治与和谐的遮羞布；2. 迫使当政者必须正视当地的司法不公正问题，公开上访申诉的民众肯定是整个人群中最小的一部分，但这一部分的呼声是最强烈的一部分，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分，直接决定一个地区的社会和谐；3. 冤假错案的受害者可以相互关注，相互学习，相互支持，很快形成团队的力量，一致依法对抗贪官污吏的迫害，有力地揭露法官的徇私枉法、司法不作为，有效地争取与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

刘：我注意到《不服上海法院裁判上访申诉案件汇编第一集》的封面标题为“上海司法不公正的见证”。很显然，您是从司法公正这个角度来做这件事的。您对中国目前的司法现状有何总体评价？

冯：是的，我是从司法公正这个角度来做这件事的。上海是中国的缩影，本汇编公开的189个案例虽然是上海司法不公正案件的冰山一角，但足以见证上海司法的不公正，也可以反映出中国的司法问题。

我们尽管已看到大批法律法规在加速生产，到了每年12月4日法制教育的横幅标语遍地挂满。但是，中国司法没有进步，除了法院大楼盖得更气派、法官穿上了法袍，其他什么也没有变，只不过增加了一些穿法袍的党政官员而已，有些地方法院已沦落为地方行政部门非法行政或豪富不正当敛财的帮凶，致使国家的统一法制分崩离析，亵渎法院的尊严，诋毁法律的权威，社会正义与司法公正难以实现。

中国是法制社会，也就是有法律制度的社会，但还不是法治社会，一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宪治国的社会。法制与法治是一字之差，但含义迥然不同。在法制社会里，有法律制度，但没有人去遵守，权力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利用法律谋私利，也可以随意制定违宪的法律、违法的行政、地方法规及规章，实际上还是人治社会。但是，法制社会要比没有法制的社会是进步了，至少行政、司法还有一个程序，无任作恶，还是行善都可以法律的名义进行。

法治精神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必须遵守宪法法律。在没有法治精神的法制社会里，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是一句空话，每当国家公权侵犯公民私权时，法院不会有公正的裁定，法官宁肯被谴责为披着法袍的无赖，也不愿得罪权势者。没有法治精神的法制社会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宪法法律规定很好，但没有人执行。法律既不受尊重，又没有人去遵守。法律规定的权利，谁也无法兑现。

实际上，中国大大小小的法院已失去公信力，已失去保障社会正义与公平的作用，已失去保证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功能，相反地它们成了地方权贵的帮凶，可以随意破坏法律的权威，批量制造冤假错案，成为社会动乱的根源。对敏感的、领导交办的、有关系背景的、经济收益低的案件、等等法院认为麻烦又没有经济实惠的案件，法官都会采用司法不作为的手法对付提起诉讼的公民，而被剥夺诉权的公民或是处于无奈的地步，或是向党政部门不断上访，或是逼上梁山、揭竿而起。法官公然违法、随意剥夺公民的诉权已是普遍现象，这一个一个不起眼不受监督的小小事件正在导致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失败。著名律师李苏滨一针见血地指出，法官颠覆法律颠覆共产党政权。法官公然漠视中国法律及公众舆论，对司法受害者紧闭法院大门，把他们推向街头、推向北京、推向国际。

刘：我了解到您也是司法不公的受害者，能谈谈您的经历吗？您个人的遭遇是不是促使您开展上述维权活动的原因之一？

冯：是的。我个人的遭遇是我投身于中国公民维权运动的主要原因。我是留日学者，2000年我与我的公司编辑了一本中文版电子出版物《上海日资企业要览（2001年版）》，是介绍中国日资企业的经济类书，并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号：ISBN 7-900609-33-4。这本书的出版后，受到中日两国有关机构领导人、企业、新闻媒体及读者的一致好评。我作为上海留学人员回国创业者的代表被政府部门特邀参加2000年10月第二届上海国际工业博览会——2000年高新技术成果展，展示上述电子出版物。当时上海的所有电视台都在新闻栏目上传播。但是，在博览会落幕后的十五天，一个悲惨的命运降于天伦公司与我。2000年11月13日，我被上海市公安局查禁支队刑事拘留，接着就是逮捕、判刑，在上海市看守所、上海市提篮桥监狱遭受三年冤狱，罚金40万。其罪行就是编写出版上述电子出版物，并销售了226本。上海创造了一个举世闻名的冤案，也使国内外公众震惊，关注中国公民的出版自由权利。

从此我参与维权活动，最初在监狱里依靠《监狱法》帮助其他囚犯维权，出狱后继续依法从事各项维权活动。而且，我是通过打官司来推进中国的进步。我状告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的案例是为了争取与捍卫中国公民的出版自由权利；状告上海市提篮桥监狱的案例是为了保障中国囚犯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制止虐待囚犯的非法行为；状告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违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而不能提起诉讼的，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司法解释的案例是为了保障所有中国囚犯的诉讼权；状告上海某网络公司封杀护宪维权网的案例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言论自由权与财产权不受侵犯；状告上海市闸北区法院的司法不作为的案例是为了争取和捍卫中国公民的诉讼权。每场官司的开局就是公民公开维权主张的开始，每一个进步都是一个维权的里程碑，并以法律的形式牢固地树立起来。

刘：我看到您的材料中对地方法院批评得很厉害，但我想说的是地方法院存在的问题，中央没责任吗？整个司法制度设计没缺陷吗？

冯：我对地方法院批评得很厉害，因为我有大量的证据事实，但是我还没有找到最高人民法院司法不公正的案例，所以我暂时没有批评它，我正在让我自己的一些案例或其他冤假错案进入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程序。我在这本汇编的序言中已指出，“如果地方法院都在司法不作为，就会使全国的大小案件都压到最高人民法院，因为在民众的心里中国讲道理的法院只有一家。”

最高人民法院在中国是没有权威的。在以官僚为本、没有法律信念的这些法官的眼里，最高人民法院是什么东西，也不过是比他们的法院仅高一级的部级单位而已，冒犯了又怎么样，管钱管人的党政部门是不能得罪的。各级法院都听命于各级地方中共政法委，法官审判首先是依据领导的指示，在领导没有指示的情况下才会考虑法律与良知。

中国整个司法制度设计是有缺陷的，就是合法的公检法及人大的司法监督部门都要听命于在法律上没有名分的中共政法委。政法委领导各级司法机关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也仅是通过地下控制的方式，而且各地方的主要冤假错案、对抗上级司法机关的纠错、公然违法的司法行为都与政法委领导直接干扰司法有关。

我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报告《改革中国人大体制从上海做起》中已经有这个问题的论述，并且指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当堂堂正正地领导中国，理所当然地占据国家权力机关的主要职位，依靠宪法法律治理中国，没有必要仍然保持革命党、地下党的陋习，在合法的国家组织体系外另搞一套班子，通过非法的人治的方式来控制国家政权，这种治理方式在革命时期或革命成功的初期是必要的，但在执政时期是不可行的，会危害自己的政权。现在，中国共产党已经可以“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它领导的国家权力机关已经健全，法院、检察院、公安局也已发育完备，完全有能力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侦查权。但是，它们至今还不能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监督权、审判权、检察权、侦查权的原因，是与政法委这个机构的存在与干扰相关的。各地政法委已不适合中国共产党执政时期的需要，成为国家法治化的阻碍，应当撤销这些机构，或转化这些机构的职能，成为中国共产党内的法律咨询机构。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目标应当是，虚化中共政法委、解放公检法、强化人大内务司法委。”

刘：下面再谈谈您的督察简报。想问一下督察简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办的？现在已发行了多少期？督察简报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冯：督察简报（上海版）是从2007年7月开始创办的，现在已经办了9期。督察简报的主要内容有：《在日华侨回国投资引发的命案——沈正富被殴致死案的调查报告》、《习近平应当关注的上海问题——司法不公正是上海社会不和谐的祸根》、《中国公民行使出版自由权利的惩罚》、《剥夺公民诉权的上海法院》、《司法不作为的社会没有和谐——上访上海法院、检察院的纪实》、《对抗最高人民法院的上海法院》、《冯正虎案撼动宪法权利》、《改革中国人大体制从上海做起》、《上海司法不公正的见证——〈不服上海法院裁判上访申诉案件汇编〉第1集的序言》等等。

督察简报的编排格式与官方的文件一样，是因为考虑到官方人士习惯于看文件，这也是民间发给官方的文件，表达民意。

刘：我注意到督察简报主要是向政府各个部门寄送，为什么要向政府寄呢？您是希望向政府传达民众的诉求还是想监督政府？政府官员对督察简报有何反馈？

冯：督察简报没有向政府各个部门寄送，你所指的政府是行政部门，而我将政党、立法、司法、行政部门分得很清楚，我所寄送的中央及上海政要，都是政党及国家权力机关的主要领导人，尽管其中有些人也是行政部门的官僚。由于财力有限，我每期仅寄送150份左右，其他人可以在护宪维权网上阅读。这些政要都上了一定年龄的人，不会上网，我就直接寄送给他们，让他们听到民间的呼声。

我希望向这些控制国家及地方的政要传达民众的诉求，同时也是民间人士直接监督执政党及国家权力机关的一种方式，我们要求这些政要必须履行管理国家的责任，依法监督“一府二院”，以权力制约权力，保障公民的权利。

应当说，官方人士很重视这份民间的督察简报，或许是物以稀为贵。当然有人喜欢，也有人不满意，恨不得让我停办。我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已重视我主办的督察简报，两次受理了我们提出的问题。如果这份督察简报持续办下去，如果各地都有一份民间办的督察简报，民间的力量就会逐步壮大，就能有效地制约官方的权力，督促当政者真正执政为民。

刘：我浏览过您的网站，注意到“护宪维权”是您的主要政治理念，而您的简报又是向政府官员发行，那么可不可以说您的维权思想更多地来自体制内？相对于体制内维权，似乎还有体制外维权一说，体制外维权不一定局限于现有的法律，也不一定是为了维护现有的法律，他们对政府更多的是批评，采取的方式也不局限在现有法律或现有体制框架内。您对这两种维权思路或方式如何看？您又是如何看等中国维权运动的未来的呢？

冯：我倡导并实践“护宪维权”的政治理念。我认为，中国缺乏的不是法律制度，而是法治精神，即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必须遵守法律的习惯与文化。无论是当政者，还是政治反对派都应当尊重与遵守宪法法律。修宪与制定法律都必须通过法定的公正程序进行。中国公民维权运动本质上是改良，而不是革命，是运用法律的手段，行使与保障中国公民的宪法权利，追究与限制当政者的违法侵权行为，树立与维护宪法法律的权威。争取与捍卫中国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就是在保障中国人权，就是在完善中国的法治社会，就是在建设一个自由、民主、法治、和谐、尊重人权的新中国。

把维权分为体制内外是一个误导，实际上维权是不分体制内外的。什么是维权？维权就是维护中国公民权利，也就是争取与捍卫中国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在维权事业上是不分宗教信仰、政治派别、社会阶层、男女老少，所有受到公权侵害的人都在批评与反抗政府及当政者的侵权行为，无论是中国共产党员及政府官员，还是民运人士、法轮功学员都可以成为维权人士，为维护自己的公民权利而奋斗，体制内外的人都会声援与支持维权活动。中国公民维权的目的不是夺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而是争取与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所以他们完全可以在现有的体制内进行，宪法与法律就是最有力的斗争武器，公开、和平、快乐地维权，不怕委屈、不怕打压、不怕坐牢，让维权也在阳光下运行。

上一年在国内最有影响的两篇公民集体上书。一份《14070位中国公民敦请我国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另一份《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同样的人权——我们对北京奥运的呼吁和建议》，参与签名的人已经不分体制内外，而且也是在现有的体制内进行的。你主办的民生观察工作室、我主办的护宪维权网、黄琦主办的六四天网、李健主办的公民维权网、李德新主办的中国舆论监督网、孔强主办的申正网、郭永丰主办的监政会网站等等国内许多维权网站刊登的文章范围及当事人已经很难仅仅局限于体制内或体制外，但是这些网站维护中国公民权利的这一个目标是很明确的，这些网站的主办人都在国内，他们的网站也是在现有的体制内运行的，官方只是偷偷摸摸地不断封杀。

维权是不分体制内外的，维权的本质是改良，它的本质决定它不会以推翻中国共产党的政权为目的，所以中共中央上层也认同或支持民众的维权，并通过民众的维权来压制地方权贵势力，推进中国法制的统一，促使中国民主化的和平转轨。2003年以来中国公民维权运动蓬勃发展、不断高涨是由于体制内外的合力，也是由于中共中央上层与民间底层百姓的共同要求与作为。

所谓体制外维权是海外民运的一个新包装，也是羞羞答答的夺权。维权运动与夺权运动是不同的。夺权运动就是以夺取政权为目的，也就是以推翻中共政权为目的，这是一场革命，用毛泽东的话“不是请客吃饭，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革命性质的运动当然不会局限于现有的法律，使用暴力、制造危机摧毁旧体制都是以革命的目的为正当理由的。在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上，有体制内的做法，也有体制外的做法，在体制外还有革命与改良之分，夺取政权就是革命的主张，这种主张是否行得通？我不做评论，海外民运的历史与中国现实已经告诉我们。

企图把众多孤苦伶仃、走投无路的访民绑上革命的行列，让他们放下唯一的法律武器，去做炮灰，这是不道德的政治，而且也是走不通的道路。要把中国公民维权运动转化为夺权运动，这是一厢情愿。因为声势浩大的中国访民不是革命者，而是改良者，他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甚至很大部分人连贪官也不反，只反侵犯他们自己合法权益的贪官及不作为的昏官。在这个群体中最后脱颖而出的领袖人物都是精通法律的、智慧的、勇敢的、善于妥协的，而不是反体制的激进人物。

历经苦难，国内的维权人士已经日趋成熟，他们不会争做一时的网络英雄，而是踏踏实实地走公民维权之路，从周围做起，从本地做起，不喊虚张声势的激进口号，以平和的心态，持之以恒的精神，依靠法律，争取与捍卫中国公民的宪法权利，推动中国的民主化。改造中国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必须立足于中国，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去完成。自立者，天助之。只有这样，中国公民维权运动的道路会越走越宽，得到体制内外的中国人和海外朋友的拥护与支持。

刘：我知道您是留日学者，经常去海外，想请您介绍一下国际社会如何看待中国的维权运动？您认为国际社会对推动中国维权运动的发展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冯：我虽然经常去海外，但是现在不出国的人通过互联网也可以了解国际社会的反应，当然网上的宣传，与现实情况还是有差异的。确实，中国公民的维权运动已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每一件维权的事例都会得到迅速报道。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公民的维权运动会给予支持与帮助，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都可以公开支持，因为中国公民维权运动是属于人权运动的范畴，这是各国（包括中国政府）都认可的普世价值观。不同于民主运动，特别是夺权运动，属于政治革命的范畴，是有国家主权边界，外国官方是不会支持，也不会公开表态，只有民间可以自由表态，或支持，而这个民间主要是海外的华人社会。如果国内的民主人士把改造中国专制体制的希望寄托于西方民主国家的支持，一定会失望。其实，海外的人士都已明白，推动中国进步的力量已在国内形成，海外势力对国内的官方与民间的影响力越来越弱。

在中国这个以官为本的社会里成长的人，习惯于把政党、政府看成了不起的力量，一听到你是代表什么党的、什么政府的肯定肃然起敬或者紧张得要把它们消灭在萌芽中。前几年国内有人组建民主党，这些人全部入狱。上一年郭泉宣布成立了一个新民党，幸好他号称有800万党员，中共知道他在与当政者幽默一下，当作一场网络游戏，如果他宣称有80人，中共就会当真的，肯定要抓他，消灭在萌芽中。在海外不同，结社自由是一个常识，三人一个党，五人一个政府，你喜欢自封大总统或主席，今天办一个什么议会，明天设一个什么政府，都不需要注册，只要不危害社会，也没有人干涉，谁愿意入党称臣都是自由的，海外的人把这些组织不当一回事，但国内人或许还会信以为真，就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中国人非常迷信外商投资，根本搞不清外国公司的大小，究竟是帮助中国公司发展，还是利用中国公司发自己的财。现在，中国公民维权运动已经成为一股强劲的势力，它势必受到海外各政治派别的青睐及鼓动，但是国内的维权人士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一定要在法律的框架内从事任何维权活动，任何海外的支持都要以不影响中国公民维权运动的独立性及保证运动健康发展为前提。

国际社会对推动中国维权运动的发展能发挥作用的只有二个：1. 提供舆论支持与信息公开的平台；2. 经济援助。

2008年2月11日

民生观察http://www.msguancha.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039

附录：2008年2月13日美国之音报道

中国维权人士思考体制内依法维权

美国之音记者：许波

随著民间维权抗争运动在中国各地的蓬勃兴起，维权人士开始思考中国维权运动的发展方向和抗争手段。上海护宪维权网的创办人冯正虎提出的“体制内依法维权”、“维权是改良而不是革命”等主张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维权人士的共鸣。

冯正虎2007年7月在上海创办《督察简报》，至今已经出版了9期。简报以记录上海司法不公、侵犯人权的案例为主要内容，相继刊登和揭露了上海发生的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侵权大案。

和其他维权做法不同的是，冯正虎不仅把督察简报张帖在自己的护宪维权网上，而且每一期简报都要向中央和上海的党政权力机关寄送150份左右。他希望以此向控制中央和地方权力的政要人物传达民众的诉求，成为民间监督执政党和国家权力机关的一种方式。冯正虎表示，督察简报已经引起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视，有关部门两次受理了简报中提出的问题。

刚刚从日本考查归来的冯正虎在接受中文部采访时说，如果各地都有一份民间办的督察简报，民间的维权力量就会不断壮大，就能有效地制约官方的权力。他说：“我们希望不断地影响体制内掌握一定权力的人，要求他依法执政，不断地给予他压力和监督。”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冯正虎开创的这种“官民互动”的维权方式建立在他“护宪维权”的政治理念之上。冯正虎说，中国目前缺乏的不是法律制度，而是法治精神，即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必须遵守法律的习惯与文化。

他说：“我们维权，说到底就是维护中国公民的权利，而这些权利基本上在我们宪法的公民权利这一章全部制定了。你把中国公民权利这一章同其他国家的宪法相比较，可能是不会比其他国家宪法差的，问题是在中国的诠释者手里，他不会认真去执行。所以我们维权无非就是把宪法中规定的权利争取过来，维权的过程其实就是维护宪法的尊严。”

在冯正虎看来，维权的本质是改良，这就决定了维权不会以推翻中国共产党的政权为目的，因为中共高层也认同或支持民众的维权，希望以此来压制地方权贵势力，推进中国法制的统一。冯正虎指出，2003年以来，中国公民维权运动蓬勃发展，不断高涨，其实就是体制内外合力的结果，也是中共高层和民间底层的共同要求与作为。

他说：“所以体制内有很大的维权空间和余地，为什么国内的维权运动能够比较顺利地发展，就是它利用了法律的空间和法律的武器，而一些当权者是不讲法律、违法的，所以他们总是出于被动的地位，而且在同维权人士进行较量的过程中，他们倒显得有些偷偷摸摸的。”

*推动中国的民主化*

冯正虎认为，企图把众多孤苦伶仃、走投无路的上访民众拉到革命的行列，让他们放下唯一的法律武器，去做炮灰，这是不道德的政治，也是一厢情愿的死路，因为中国访民大都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冯正虎表示，中国的维权人士历经曲折和困苦之后已经日趋成熟，他们抛弃了虚张声势的激进口号，不会争做一时的网络英雄，而是依靠法律，踏踏实实地走公民维权之路，推动中国的民主化。

冯正虎“护宪维权”或“依法维权”的理念和实践正在得到其他维权人士的认同。湖北创办和主持“民生观察工作室”的刘飞跃说：“我们本身也觉得，民间维权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不是敌我关系，不是有你没我的关系，而是双方之间应该沟通、互动，双方之间寻求妥协的这样一种关系。‘护宪维权’维护的是现有的宪法，争取的是宪法保护的公民自由和权利，具有很大的可操作性。”

四川“64天网”的主持人黄琦最近在总结成都市温江区失地农民的土地维权行动取得初步成果的经验时也指出，争取政府体制内的谅解和同情是维权行动取得胜利的关键。黄琦说：“农民是讲现实利益的，需要在现有的政治结构和社会体制来抗争，这才是行之有效的，不能好高骛远。维权不能把农民搞进班房，把自己搞成名人，这是维权的基本宗旨。”

2008年2月13日

美国之音http://www.voanews.com/chinese/w2008-02-13-voa36.cfm

  【编者按】作者2009年10月13日在美国纽约法拉盛喜来登大饭店会议厅举办的《中国公民维权运动与中共建政60年研讨会》上的演讲。

各位朋友：

您们好。

我是连续7次回国闯关的上海市民冯正虎，本月7日在日本法院刚结束起诉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开庭审理，就赶到美国与来自各方面的朋友们交流看法与经验。

今年4月1日我出国之前，遭受上海政府工作人员的绑架及非法拘禁41天，6月7日从日本回国又遭到被拒绝入境回国。而且，这个禁止入境的决定没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仅是上级领导的口头命令。我当然不服，奋起反抗，连续不断地乘国际航班闯入中国上海。一个合法的公民，出国后被随意禁止回国回家，这是对所有中国公民的威胁。所以，这起事件引发中国人的公愤，也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大家都关心我的遭遇，这是每一中国人都有可能碰到的遭遇。

一个中国公民连续7次遭到本国政府的拒绝入境回国，而一个强大的中国政府竟然怕一个弱小的本国公民回国，这是一个惊动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大丑闻。日本、美国、法国、德国、台湾等媒体都相继报道这起事件，中国国内民众通过网络媒体也知道禁止本国公民回国的违法事件，纷纷表示支持我的回国行动。而且，我没有把这起事件看作是个人的遭遇，而把它作为一个典型的维权案例来处理，用自己的行动去试验，用法律依据作为判断标准，暴露问题，然后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一、中国公民维权运动

我在中国倡导并实践“护宪维权”的政治理念，在政治上没有推翻国家政权的言行，而是坚守中国的宪法法律，支持中共中央“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依法治国”的政治路线。但是，我同样遭到威胁、利诱、骚扰、软禁、跟踪，甚至非法绑架，一直发展到今天被拒之于国门之外。其实，成千上万的维权上访民众也是如此，他们不反中央政府、只反贪官污吏，为维护自己被侵犯的权益而不断上访，但是也遭到绑架、非法拘禁、软禁、监视居住、截访、强制送法制培训班、或者精神病医院等非法限制或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迫害。

这表明中国已经变化，不仅仅是以意识形态划分敌友，而是以权力与资本的既得利益受损程度来划分敌友。控制绝对权力的既得利益者是不管白猫，还是黑猫，只要稳住既得利益与权力就是中国特色的好猫。因此，这些违法犯罪、侵犯人权、背叛执政为民宗旨的官员害怕人民、防范人民，把要求实行或扩大公民权利的民众作为捣乱的老鼠来消灭，对我们这些温和的、理智的、守法的、帮助底层民众维护权利的独立知识分子、人权律师恨之入骨。

但是，官府的任何打压与恐吓，已无法制止中国民众对自由权利的渴望。中国成千上万遭受到各地方政府权力侵犯的民众，都是依靠自己单薄的力量，走上访的道路，来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与权利。这个庞大的上访群体主要来自：土地被强行征占的失地农民、企业转制中被侵权的失业职工、房屋被强行拆毁而得不到合理补偿的失房居民、无业的复员转业军人、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迫害而没有给予公正解决的受害者、各级法院徇私枉法造成的司法受害者、遭受迫害的民间宗教信仰者，…等等。

这一批批深受行政、司法侵权之害的民众，在当地无法找到合理救济途径的情况下，只好选择踏上充满艰险、饱含血泪的漫漫上访之路。据官方媒体透露：近年到乡镇以上政府上访人数达二千万以上，其中到省政府和北京上访达二百万以上。这个庞大的上访群体中主要是：妇女、老人。但是，近年来在权利受到较大侵害的弱势群体中，越来越多的公民自发起来维护自己和本社区群体的权利，上访队伍也呈现了男、女和老、中、青都有的多样性结构，并且青年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呈现日益增加的趋势。

此外，中产阶层包括白领和知识分子对底层人权的关注和人道关怀势头有增无减，他们与草根群体联手，弘扬志愿义务精神，发挥及时动员的能力和独立自主性，巧妙地运用网络与通讯技术，推动了公民维权运动的发展。更多的律师、学者、作家、记者等知识分子主动参与维权，并与上访群体中的维权人士，一同成为中国民间的人权捍卫者，成为推动中国公民维权运动的中坚力量。

公民维权的方式也呈现多样性：1. 依法诉讼，民告官，遍地开花；2. 活用网络，凝聚访民力量，强化舆论压力；3. 走向街头，依法示威游行，获取公众支持；4. 走向北京，走向国际，利用中央权力与国际压力，制衡地方权贵；5. 寻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一些公众人物的支持与代言。

中国人权捍卫者站在捍卫人权的前线，英勇奋战，以宪法法律与中共中央的利民政策为武器，运用非暴力的和平手段，依靠理性、经验和智慧与腐败官僚、野蛮暴力及非法执法行为进行较量。中国民众和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支持，对中国公民维权运动的扩展，提供了道义支持和能力资源。虽然中国的人权保护与侵权救助仍然远远滞后于中国政府的国际承诺和宪法保障，但是公民维权运动的发展和趋于成熟乃是改变中国人权现状、落实人权保障之希望的主要源泉。

2008年中国发生了诸多引人注目的公民维权行动，如年初上万名中国公民联名发表呼吁全国人大尽快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公开信；“5月19日”以后数以百万计的民间志愿者到四川救助地震灾民；奥运期间有77起149人次申请示威游行；此后的杨佳事件、瓮安事件、毒奶事件；年底的8000多名社会各界人士联署签名《零八宪章》，等等。

2009年又出现一系列醒目的公民维权行动，如冯正虎《严惩截访，保障人权》一文为标志，维权上访民众纷纷起来反抗截访，捍卫人身自由与安全；中国知名律师李劲松、李苏滨为了维护律师的尊严与权利，奋起反击司法当局滥用职权；北京大学孙东东教授的“神经门”事件，激发中国民众捍卫人权，抵制法西斯言行；邓玉娇事件、“绿坝”事件、“公盟”事件以及各地蜂拥而起的群体性反抗事件都呈现出民间的力量，迫使官方做出让步，并影响与推动政府管理机制的转变。

中国宪政民主、尊重人权的潮流已无法逆转，在官民的冲突与合力中跌跌碰碰向前走。胡锦涛一上台，就提出“树立宪法意识和宪法权威”，2004年3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进入宪法，一系列制约公权、保护私权的法律也相应出台，但官方说的多，做的极少，甚至各地方权贵还在倒行逆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民众高举护宪维权的大旗，从维护消费者的权利、业主的权利一直扩展到争取与捍卫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人身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结社自由等所有宪法权利，示威抗议、民告官的诉讼遍地开花，屡败屡战，愈战愈烈，迫使权贵与法官敬畏宪法法律。

二、《零八宪章》的意义与作用

《零八宪章》是2003年以来中国公民维权运动持续高涨的必然结果。在对峙的中国政治格局中，出现一个“大家共治，和平共生”的中道力量。而且，这个零八宪章签署人群体是土生土长的，几乎囊括国内民间的主要代表人物，无论是社会精英，还是平民百姓，所有的宪章签署人将会协力按照一个方向改造中国。所以，《零八宪章》的出现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国际上各大主流媒体都进行了专题报道。刘晓波和全体《零八宪章》签署人荣获捷克人权奖。刘晓波为代表的303名宪章签署人入围美国《时代》杂志“2009影响世界百人名单”。这一现象充分显示了中国公民维权运动发展的力度。

《零八宪章》应运而生、水到渠成，无组织、无动员、无宣传，大家见到《零八宪章》就认同了，因为这是每个宪章签署人自己的思索与期望，是在国内实践的体会与经验。大家不约而同地感悟到：中国已经或正在实现这些理念与政治主张，这条中道的社会变革之路切实可行、势不可挡，是绝大部分生活在国内的中国人愿意选择的。而且，也是中共应当顺应并可以逐步接受的政治改革之路。

没有提出推翻共产党政权的主张，而是立足于现有的宪法基础上推行民主政治改革。这种温和的、建设性的、中道主义的政治主张不是中共提出的，而是国内民间人士提出的，其中很多人仍在遭受中共的迫害，这些仁人志士具有极大的道德责任感与宽容精神，不计群体及个人的冤仇，为中国社会的变革探索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零八宪章》没有标新立异，而是简洁明了；六个理念、十九条政治主张是中国朝野上下都曾相识，但尚未实现，或正在实现中的。《零八宪章》的目标，就是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中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零八宪章》最鲜明的特征就是真名签署。宪章签署人是真名实姓，不是匿名的，所有的中国民众、全世界都可以了解这些人物，他们来自各界各业，有社会精英，也有平民百姓，有维权人士、民运人士、宗教信仰人士，也有中共党员。通过真名签署，可以重塑公民的个人勇气与责任感。每个宪章签署人的勇气与责任感将会影响周围的人。大家都有勇气面对恐惧，社会就自由了；大家都有行使政治权利的责任感，社会就民主了。

《零八宪章》还在继续签署，但我希望《零八宪章》的签名组织者不要在乎这个签名人数大小，不要被民主的多数原则误导，更不要陷于“比人数”的陷阱，因为任何一个主张的签名人总数相对中国13亿多人口来说，都是一个极小的数，现在无法用人数来证明这个主张是否代表人民的意愿。但是，对于一个言论不自由、政治封闭的社会，公开表达共同理念与政治主张的近万人已是一个大数。每一个宪章签署人身上都有独特的资源，在他们身后有几十、数百或者上千人，这些签署人可以影响身边的人群，也可以为自己周围的民众请愿，他们都是天然的民意代表，也是中国公民运动的领路人。

现在，《零八宪章》的影响突破了知识精英和异议群体的圈子，向社会大众尤其是年轻一代扩展，构成了一个伸张人权、争取自由、要求民主、落实宪章的公民运动的起点和平台。《零八宪章》不是一个组织，但它借助互联网的力量，已经形成一个没有组织的组织力量，由一个共识不期而遇，也由一个共识携手而进、守望相助。宪章签署人已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新标识。中国公民维权运动以《零八宪章》作为结合点，已经融合传统的民主化运动，并提升为争取民主人权的中国公民运动。

三、中国的希望

一个保障人权、宪政民主、社会和谐的中国对每个中国人有益，对周边的国家，甚至遥远的西方国家都是有益的。中国的人权问题已直接影响中国的生态环境、经济、政治、国际关系问题，也是中国政府已经无法回避而正视的问题。尽管中国各地的人权状况愈来愈恶劣，但是中国的中央政府还是在努力改善中国的人权现状，从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到2009年4月公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都是一个进步。中国如果是真正的强大，就应该自信，不忌讳别国对中国人权问题上的批评。

中国有许多许多令人痛恨的问题，很多中国公民至今还遭受各种各样的迫害，但是中国毕竟是进步了。三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已使中国经济市场化、多元化，变成了资本主义，或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个人的自由奠定了经济基础，使今天的许多人都可以自由地做自己的事、说自己的话，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说，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个话不假，到明年中国的法律制度基本健全，是一个有法可依的中国。问题在于，不遵守法律的人，主要是有权力的共产党员及其政府官员，他们还没有改变党的政治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习惯，导致中国的一大奇观：法律制度最健全的时期却是司法最不公正的时期。

但是，对于一个国家的进步来说，法律制度的建立尤为重要。当政者今天惊慌可以抓一些人，明天开恩又可以放一些人，这不表明社会的进步或倒退。但是，法律制度一旦建立，就很难倒退。现在的中国，从行政法规的制度来说，所有中国行政官员的权力都可以受到制约。但是，法院不受理民告官的案件、不依法审判，这些法律上的制约就形同虚设。从选举制度方面的法律来说，独立候选人可以参与直选区县级人大代表，人大代表应当紧密联系选区民众、为民请愿。但是，有几个独立候选人参与直选呢？人大代表的联系地址都不公开，有几个选民能联系上人大代表呢？法律是文本的规定，要把文本的法律转化为现实的令人敬畏的法律，需要大批公民的自身实践与努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仅靠几个秀才的理想是不行的，需要千百万民众的支持与实践。现在，上千万维权上访的民众就是推动中国进步最基本的群众力量，他们不屈不挠的维权行动与要求已经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中国的法治化、民主化。

释放许志永先生，是中国当局的明智之举，表现出处理社会矛盾的成熟手法。坦率地说，“公盟”在税务问题上有过错，当局按照惯用的“选择性惩罚”的打压方式，可以把许志永先生置于死地。现在，当局没有把许志永先生塑造成民众的英雄，化解了官民的对抗，社会就多一份安宁与和谐。中国当局应该清楚，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内民众已不畏恐惧，不是民众怕官员，而是官员怕民众。互联网时代，控制舆论的垄断做法已失效，民众有自己的是非标准，官方判定的“罪犯”却成了民众爱戴的英雄。拘捕、审判、监狱等这些暴力手段，无法吓住中国公民对自由、民主、法治、尊重人权的追求，只会造就一个一个英雄，成为与官府对抗的强力人物。在上海，一个普通的维权上访人士只要被当局非法拘留，就会引发民众的强烈反抗，在拘留所门口抗议声援，出狱后还受到英雄般的热烈欢迎。

悲天悯人、壮志未酬的铁窗英雄越多，民众的反抗就越强烈，社会始终处于紧张的官民对抗状态，而强势的官员却变得虚弱、草木皆兵、惶惶不可终日，没有一方可以安宁，这样的社会怎么会和谐呢？中国共产党当年得天下的三大法宝，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统一战线，也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现在，中国当局却把一个一个人或团体都逼到对立面，甚至连自己的人民都不放心，造就许许多多对抗当局的民众英雄，这样下去就会失天下。我向中国当局建议，释放刘晓波、黄琦、郭泉、谭作人，停止不正义的审判；释放胡佳、高智盛、郭飞雄、陈光诚，撤销不公正的判决；各地方政府应该停止折腾，不要滥用公权，停止迫害维权上访民众，放下官架子，切实解决民众的疾苦与冤屈。官不逼，民也不反。

中国已经融入世界，中国的进步是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与帮助。但是，我们每一位中国的人权活动家、民间政治家都要清楚：自立者，天助之。中国的进步就在于中国人自己的努力，我们别无选择，唯有承受苦难与委屈，去建设一个自由、民主、法治、尊重人权的新中国。

冯正虎

2009年10月13日美国纽约

（本文是作者2009年10月13日在美国纽约法拉盛喜来登大饭店会议厅举办的《中国公民维权运动与中共建政60年研讨会》上的演讲稿，由《北京之春》2009年第11期首发。）

【编者按】本文是2005年的一篇采访稿，也是冯正虎出狱后第一次公开阐述自己的看法，包括对很多敏感提问的回答。现在，旧文刊登一字不改，是让六年的时间来检验冯正虎的看法，并供读者参考。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冯正虎留日归国创业遭受冤狱的事件在《中华传媒网》、《人民网》、《中国网》、《东方网》等国内网站登载后，引起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关注。2004年7月开始海外的《博讯》、《看中国》、《大纪元》、《民主论坛》、《大参考》等网站也相继报道，并连载冯正虎《炼狱》一书的部分章节，香港《前哨》2005年7 月号也发表了美国华人专栏作家周义澄博士撰写的长文《“海归”冯正虎状告沪新闻出版局》，在北美华人、香港居民中也引起极大震惊。在日本，《东方时报》 2004年12月16日第495期整版转载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主管、检察日报社主办的《方园法治》杂志2004年12月发表的《以宪法权利的名义出招》（http://www.china.com.cn/chinese/law/726184.htm）一文以来，日本的读者，尤其是在日华人及留学生，很关注这个不可思议的冤案。作者出版销售一本没有政治内容的经济类工具书，居然在上海会遭受三年冤狱，这是什么世道？但在中国大陆却是一个真实的凄惨故事。

冯正虎2003年11月出狱后，已多次往返中日两国，并先后接受了《东方时报》、《中文导报》、《亚洲周刊》及在日本的《大纪元》等一些报刊记者的专访，兹将冯正虎答记者问的部分内容整理成章，以飨读者。

记者：您满腔热情回国创业，却遭受牢狱之灾，经历了中国最黑暗的一面，当然也承受了人生的最大考验。中共一直对外的宣传，给人感觉非常欢迎留学人员学成回国服务，而您回国创业遭受三年冤狱和财产损失，您现在如何看待自己当年的决定？

冯正虎：是的，一个地方出版局小小的一张批复就能轻易地剥夺我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应该享有的出版权利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规定的著作权人的权利，让我付出72万元的学费，另加三年的铁窗岁月。我出狱后已是一贫如洗，没有工作，连社会医疗保险也没有，只好靠上帝保佑我的身体健康，并依靠亲友资助。但是，这个人为的灾难对我的身体伤害和财产损害还不是主要，对我周围亲友的心理伤害却是主要的、持续的，让人感受在恐惧中生活。我刚出狱后的有一天，我与妻子一起去上海的四川路购物，商业街的行人很拥挤，一不注意被挤散了，我也只顾往前走，妻子突然发现我人不在，顿时一阵恐惧感，以为我又被有关部门的人绑架走了，紧张得忘了手中的手机，急得往回找，过了一会才醒悟过来，拨通我的手机，才明白是一场虚惊。四年前的一幕已让她刻骨铭心，自己的丈夫早上好好地去公司上班，晚上就再也无法回家，是被有关部门的人“合法”绑架走，一等就是三年，幸好还是从地狱里活着出来。经历这种恐怖的每一个个人、家庭一定会心有余悸，目睹耳闻这种恐怖的亲友同学也会心有余悸，回国发展得很好的朋友同学也在考虑撤退，他们恐惧不知道哪一天我的灾难也会落在他们自己的身上。我在狱中时，我妻子告诉我，她最大的悔恨就是同意我回国创业，如果当初不回国，凭我们的能力完全可以在国外过个平平安安的小康生活，不至于遭受这场人祸。大多数老百姓（包括很多海外留学回国者）与我妻子一样，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善良的人，受到国家权力机关的迫害后，是没有力量，也不想去抗争的，只好埋怨自己，自认倒霉。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惹不起，总躲得起吧。

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欢迎海外留学人员回国是真诚的，因为海外留学人员会给他们带来投资资金、新技术、丰富的海外人脉关系及资金源，是有利可图的好事。而且，为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尽量提供各项优惠条件也是一个事实，我创办的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作为留学回国人员企业2000年10月24日～28日应邀参加第二届上海国际工业博览会展示就是一个实例。当时受邀请的留学人员企业只有13家，日本留学人员企业是3家。在第二届上海国际工业博览会期间，新闻媒体一致把留学人员企业创业区誉为“工博会”的亮点，提出了“筑巢引凤”到“以凤引凤 ”的吸引人才措施，也就是把创造良好的环境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的措施，提升为以留学回国人员的创业示范与实际成果吸引更多的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业。但是，仅相隔15天，在同一个城市里，因为同一本电子出版物，却发生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命运。我的冤案事件，使上海政府苦心经营的成果瞬间被摧毁，对国内外放出一个什么信号？杀一儆百，阻止了将要飞回国的凤，也使已扎营安居的凤心有余悸，寻机逃生。在一个没有法制的地区，政府机构及其官员可以随意许诺，给您优惠政策或特权，让您一夜暴富，也会以法律的名义剥夺您的财产，还要把您送进大牢，搞实业的人当然怕，他们几乎在与黑社会的流氓打交道，没有一点安全感。

但是，我经历了炼狱，仍不改初衷。留学人员学成回国服务不是由中共欢迎不欢迎而决定的，中国是我们大家的祖国，不是中共一家的，在祖国的土地上我们有权利去发展自己的事业，而且改造不公正社会的创业环境也是我们的责任。“海归者”不是特殊的中国人，一旦他回到中国创业，就与所有的国内中国人一样受制于这个法制尚不健全的体制，有同样的机会与遭遇。当然，留学人员学成后是否要回国服务，还是留在海外发展，每个人的情况及风险承受力都不同，自己都会做出选择的。

记者：2000年12月您刚被拘留于上海市看守所时，作为铁笼中的囚徒，每天要承受心理与肉体的折磨，但是您没有屈服，也没有介意从铁栅中袭来的寒风，满怀悲壮的激情，每晚席地盘坐，伏在腿上写作，写完入狱之初的第一篇万言书《谁之罪——留日学者冯正虎的狱中自白》。虽然您自身处于危难之中，但仍保持平和的心态，真诚地还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个囚犯的诤言，希望中国、尤其上海市更加文明、民主、富强。但很遗憾，您的万言书是在您出狱后才见天日，相反的是中共的这些专政机构加重对您的迫害。中共政权已病入膏肓，是难以纳谏的。根据您的亲身经历，您当时对中国政府吸引海外留学人员的做法有何提议？

冯正虎：进谏是我的责任，听不听是执政者的权利。无任今天是中共执政，或者明天是其他政党执政，我都会向他们进谏有利于国家发展的提议，而不是去迎合他们的私利，也不必计较个人的遭遇。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其实是人才之间的竞争。海外人才最重要的一大部分是海外留学人员，这是派出国与所在国争夺的人才资源。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业是提高中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国策。

国内有的地区经济政策优惠，创业机会甚广，但生存环境不稳定，不安全，公民的基本权利也难以保障，谁敢栖身创业，长留此地。以物质利益优惠的政策来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只是下策，只有营造一个适应创新的宽容环境才是上策。一般回国创业的留学人员均有专长、技术或资金，工作能力亦很强，只要有一个良好的创业环境，他（她）们就能发挥才华，创造财富，在体现个人价值过程中，也为国家和所在地区的发展作了贡献。

留学人员有优点，爱国爱家乡，法制观念强，有专长、技术、海外关系，熟悉海外发达国家的技术、产品与管理经验，是海外对华投资的先导与示范。留学人员也有弱点，仅仅基于对中国宪法及其法律的了解而行事，对政府部门的规章了解很浅，对行政管理部门的“黑箱操作”更是不了解，因此，在创业的过程中容易犯规操作，尤其发达国家的中国留学人员长期在政策稳定、自由创业的环境中生活与工作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工作行为准则，不一定适应中国或地方的政府管理体制。这些海外留学人员满腔热情回国创业，但自卫能力、防范意识很差，容易犯自由主义的错误。

因此，需要当地政府为留学人员回国创业营造一个自由创业的宽松环境，发挥特长、取长补短、珍惜人才、热情指导、允许创新、宽容犯规。这种宽容精神不仅仅是政府部门对外部门具备，而是所有的行政部门都应该具备的，一个良好的投资与创业环境是所有行政部门的共同努力。杀凤容易，引凤难，一个行政部门的工作失误，就会破坏整个大局。

记者：您对现在海外的留学人员有何忠告?

冯正虎：中国是一个法制尚未健全的国家，虽然有很大的事业机会，但也是一个高风险的发展之地。海外的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就应当有坐牢的心理及体力准备，至少要有能承受各种冤屈的思想准备，当然您也有可能一辈子也不会碰到这类倒霉事，但谨慎是必要的，有备无患。不要只看到很有诱惑的优惠政策与经济待遇，而忘记了安全。人身安全第一，发财当官第二。

所以，海外的留学人员回国发展必须要重视国内的法治环境，至少要关注您打算去发展的地区的法治环境，一个主要标准就是司法是否公正，您可以调查一下周围是否有司法不公正的现象存在，如果有，或许您也会有一天遭遇到，您辛辛苦苦积累的资产会在瞬间被剥夺，经济上的优惠政策又有什么用，谁也救不了您。当然，一个敢于纠正司法不公正的地方，您更应该去发展，因为在这里法律是真实的、得到法官、政府官员及所有的公民认同，您的人身安全与财产也会得到最终的保障。

当然，海外的留学人员回国到学校、公司里去就职风险会很小点，最多是受委屈，发展不顺，换个地方或返回国外重新起步，至少不会有牢狱之灾。但是，自己在国内投资创业就要谨慎了。

至于那些立志回国从政的海外华人及留学人员就不必顾虑了。其实，他们的风险是最小的，能预料的事就不是风险了。中国经历二十几年经济改革，民风已变，是轻意识形态，重经济利益。互联网的自由交流不仅使个人有了主见，还使共同的个人主见汇成一种独立的舆论力量。而且，坐牢对于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如同企业投资一样，也是他们估算中的风险，没有什么大惊小怪、可以叫苦连天，是他们为自己的理念与目标必须支付的代价。他们比起同样遭受冤狱的其他人要幸运得多，当他们坐牢时没有人会把他看作真正的罪犯，相反的还被誉为英雄，还会受到其他犯人的敬重，还有海外媒体及他们的团体不断为他们的不幸呼吁、奔走，经济上帮助他们，幸运的话还可以保外就医到美国。在中国，因政见不同而坐牢的人会愈来愈少，就像刘晓波先生坐在家里写批评中共的文章，倡导民主与自由，谁也不敢随意定罪抓他去坐牢，都要忌讳这个司法程序与公众的舆论，毕竟中国的社会是在进步了。当然，您连口头恐吓或者警察找您谈谈、您的几个邮箱被病毒攻击一下都受不了，那么您最好不要选择做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更不要立志回国从政，还是留在海外的自由世界里海阔天空地聊给自己听为好，可以言论自由得没有感觉，就像水与空气一样平常，您只要肚子饱了什么话都可以说。

记者：您主编的电子出版物《中国日系企业要览（2001年版）》日本版/中文版，没有涉及政治内容，是一本有益于中日经济交流与合作的书。以中国的现状来看，公民或者其他单位需要公开出版图书（包括电子出版物）时，不是直接向新闻出版局申请批准或签订出版合同，而是均向有执业资格的国家出版机构——出版社或出版公司申请，并签订出版合同。那么，该书中文版《上海日资企业要览（2001年版）》是由国内的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应该是一本合法的好书，当时怎么也成了禁书？

冯正虎：根据中国国务院的出版法规，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出版社，是具有经营公开出版物的专项资质，也就是国家主管部门授予出版社可以公开出版图书（包括电子出版物）的权力，通俗地说，是有发放书号的权力。对于公开出版物（也就是有书刊号的出版物），公民尚未直接实行出版自由的权利，而是通过政府许可的出版社或出版公司来间接分享出版自由的权利。但是，在官僚机构霸道的社会中，把一本好书变成禁书，不需要理由，也不要法律法规依据，只要写一张小小的批复或者一句话，就可以随意收回恩准给出版社的特权，同时也侵犯了公民仅剩半截子的出版自由权利。这个现象在中国很普遍，久而久之，公民们忘记了出版自由的权利，官僚机构也习惯于垄断公民、法人的出版权利，大多数人都认同一个违宪违法的“潜规则”：新闻出版局没有批准出版的书刊是不合法的。在国际社会上为了便于书刊管理的书刊号，在中国却异化成权力象征的有价物，还会出现买卖书号的交易。所以，不管内容怎样，只要新闻出版局不同意出版发行的书都会成了禁书。

记者：海外的人一般都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家。中国的公民是否有出版自由？

冯正虎：中国宪法已表明，国家保障人权。现在，应该是清源正本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就是保障公民出版自由权利的一部具体法律。中国的法律法规没有禁止公民的出版自由，但是行政部门却在随意侵犯个人、单位的出版权利。新闻出版局应该是政府的一个部门，是政府有关新闻出版方面的管理部门，有建议权，管理权、督促权、处罚权、但它不应该是新闻出版专卖局，可以垄断新闻出版业务。新闻出版局没有批准著作权人或国家批准设立的出版社是否可以出版哪些出版物的权力，也没有许可著作权人或国家批准设立的出版社对自己出版物是否可以发行的权力，现在新闻出版局持有的这些权力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非法行政行为。而且，没有发行权的出版自由是虚假的。出版社与著作权人的发行权均依据《著作权法》第十条得以保障。而且，根据《著作权法》第五十七条指出，“本法第二条所称的出版，指作品的复制、发行。”《出版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 出版单位可以发行本出版单位出版的出版物，……”。

评判一部出版物是否合法的标准应当是法律，而不应该是依据新闻出版局的主观“鉴定”或“批复”。行政主管部门的标准会因人因地而异，其结果导致冤案层出不穷，盗版等非法出版物禁而不止。其实，在中国已有一条统一的法规标准，即《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只要作品的内容不违背《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的禁止条款，作者就可以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每部出版物都是合法的。无论著作权人自己印制的作品，还是没有书刊号的作品，都可以公开发行，著作权人依照《著作权法》第十条享有著作的收益权，但有了收入一定要照章纳税。主管新闻出版的行政部门必须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法律的制约，归还原本就属于公民的权利。

当然在美国、日本等民主国家里公民的出版自由权利比中国更大，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版反对执政党、政府的书，没有谁敢违宪去追究作者或禁止出版这类书，执政党与政府也没有把这当一回事，读者可以自由选择阅读支持或反对执政党、政府的书，并发表自己的意见，与中国相比，他们更不会轻易受到鼓动；在舆论和出版自由的社会里，公民更加理智与冷静。

记者：中国大陆常会有人以为宪法上的权利体现了党和人民的意志，这也是中共一直希望造成的印象。中国的宪法上的公民权利条款都写得很好，不亚于法制健全的美国、日本等先进国家的宪法，但为什么没有认真贯彻？

冯正虎：中国是一个“法律倒置”的观念盛行的社会，行政部门的批复，甚至政府官员没有法律依据的个人讲话，都会高于法律，成为“上位法”，久而久之人们也习惯了，法律搁在天上，遗忘了，“潜规则”却成了人们普遍遵守的“法律”，有人真的要出来依法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时，行政部门某些官员反而会追究他违法，司法部门的某些法官也会判他有罪，连一些专家都会认为行政部门的批复是“上位法”，这是一个普遍存在又被默认的“违宪违法”现象。侵犯公民出版自由的上海案例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2004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会渐渐改变这个“法律倒置”的观念，使行政机关在宪法法律的制约下行政，限制国家机构的权力，保障公民的权利。

由这种“法律倒置”观念支配的政治体制不仅使地方政府无法无天，随意侵犯公民的权利，也威胁到国家法制的统一、中央政府的权威，使国家始终处于不稳定中，有分裂的倾向。现在的地方割据不再表现为武装割据，而是法制割据，法院成为地方政府的附庸，一切卑鄙的勾当都可以“法律的名义”进行，而宪法与法律却被虚化了。因此，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一上台的第一招就是全民学习宪法，力图树立宪法的权威，以依宪治国来制止地方的分割、统一国家法制。2004年12月初中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工作委员会付主任李飞也在官方《人民网》的强国论坛上向全国人民呼吁公民可以检举违宪违法的法规。同时，国内的公民维权运动开始兴起，公民在争取与捍卫自己的宪法权利过程中，树立了宪法与法律的权威，迫使国家机关、地方政府依法行政，也促进整个社会开始纠正“法律倒置”观念。

记者：中国律师中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已经站出来了，张思之、高智晟、莫少平、浦志强、魏汝久、李建强、李和平、朱久虎、滕彪、杨绍纲、郭国汀等均十分勇敢杰出。若整个法律界都站出来，这个时代就会大不一样。您状告上海新闻出版局的行政申诉的最新进展如何？您对前景如何期待?

冯正虎：在国内民告官，原告都会认真对待每一场诉讼，因为您的对手是强大的政府机关，但原告也不必认真计较诉讼的胜败，您想想法官的工资都是政府发的，您要法官公正多难，更不该以对方的错误来气坏自己的身体，还要再接再厉。所以，我把我的刑事申诉、行政诉讼全当做公益事业来做，既然是公益事业就不必急功近利，心平气和地去斗法。目前，民告官的结果是令人悲哀的，很少有胜诉的，但它的过程是令人鼓舞的，把违宪违法的行政机关及其官僚押到被告席上、让行政机关及其官僚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受到审判与谴责，让法官的徇私枉法也曝光。在互联网时代，法官已没有能力可以向公众和其他权力机关隐瞒任何一场司法审判，公民已有能力向不信任的法院索回最终的审判权。官僚与法官可以相互勾结，仗势欺民，用一张判决书可以把无罪的人送进大牢，抵赖受到侵害的当事人的经济赔偿，但是他们也当即就被钉在违法的耻辱柱上，不仅仅受到良心的拷打，还要受到不知何时会来到的司法追究的恐惧。司法权力的滥用，势必导致法院的威信扫地，神圣的司法判决书已贬值，还不如行政长官的一张批条，人民当然对法院、监狱都失去敬畏的感觉，反而被法院定罪的人成了英雄，败诉的律师却是大赢家。在如此荒诞的背景下，当然会出现中国律师浦志强先生所指出的当代中国司法环境下最为尴尬的现实：律师以败绩扬名天下。北京的张思之先生以零胜诉率而被法学专家萧瀚先生推崇为全世界“最伟大的律师”，莫少平律师也正在以屡战屡败的业绩成就自己事业的辉煌。上海的一些的大律师也是如此。

我行政诉讼的一审庭审是简短而且高效的，一个小时多点的时间，其间还休庭了20分钟，随后就当庭宣布我败诉，一审也就草草走过场。二审就像搞笑一样，原来已接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传票通知2005年1月27日开庭审理，但在开庭的前一天我接到法官的电话通知，被告上海新闻出版局要求延期开庭，理由是被告代理人出差没有回来，时隔一个月又接到法院通知，2005年2月28日上午9:00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第二十一法庭谈话，法院也就省去了公开庭审的麻烦。谈话后三天，就邮寄出一份法院的行政裁定书。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本案合议庭避而不谈我上诉状里提出的原审法院（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法院）审判不公正的实体问题，被告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也没有在法律规定时限里对我的诉状作出辩驳，而是索性剥夺我的诉权，连做做样子的司法程序公正也不要了。这份裁定书很幽默，真是难得糊涂，错得令您哭笑不得。这份裁定书的判决内容：（1）撤销一审法院的判决书；（2）驳回我的诉讼；（3）退回我的二次诉讼费。帮我打了原审法院一大板，拿回了诉讼费，不让我吃亏，但也给我一大棒，剥夺我的诉权，企图不让我讲道理。法官故意在裁定书中不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三条（其规定：“因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而不能提起诉讼的，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就以我超过起诉期限为由剥夺我的诉权。其实这个很简单的司法程序问题，在立案时被依法审查通过。现在理输了，就可以不遵守游戏规则，让下级法院背黑锅。这些起码的立案程序与法律条文，原审法官不会不懂吧？起诉期限的有效时间 ＝ 二年起诉期限 ＋ 三年在监狱里人身自由受限制的时期 － 四年四个月（2000年6月20日接到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的批复至2004年10月20日提出行政起诉）。经加减计算，起诉期限的有效时间还有八个月，我的起诉根本没有超过起诉期限。所以，我在提交的《行政申诉状》里也幽默一句：应当提醒的，申诉人冯正虎不是在监狱里从事狱警工作，而是度过三年囚徒的岁月。真是贻笑天下，中国的坐牢不是自由罚，而是与监狱外一样自由。他们搞笑，我还是很认真地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行政申诉。我希望，上海的当政者应该是明智的，不会愚弄自己。

最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已通知我，状告上海新闻出版局行政申诉案已于2005年7月5日立案复查。我的刑事申诉案于2005年2月5日也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复查，已经半年多了，或许还要遥遥无期，因为纠正冤案效率极低、制造冤案效率极高也是我们的国情。我正在期待着迟到的司法公正。

记者：冤狱中最痛苦的体验是什么?

冯正虎：在大墙外的人看来，遭受狱警或其他犯人的肉体虐待，甚至致残是最痛苦的，血淋淋的事实会对目睹者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并激起满腔愤慨。但是，对于冤枉或因信仰、政见不同而入狱的人来说，他们始终会坚守自己无罪的信念，并以死的决心坐牢，所以肉体的折磨已不是最大的痛苦，有时是常人所无法理解的，处于绝境中的人是根本不惧怕狱警的虐待，而是平静地向这些肉体折磨直面迎去，或许此时肉体痛苦反而成了减轻心死痛苦的药，在残忍的肉体折磨中不屈服、不反抗，甚至会没有怨恨地、微笑地宽恕对您施暴的人，您反而会感受到精神升华的快感，看到自己的力量，更坚定自己的信念，让将要死去的心复活。我在监狱的“严管室”里受到虐待出来后，对人的生命有了更深的感悟，我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这里一切如常，即使有冥冥中注定的苦难，我还是能忍受的，勿念。人的生命是很顽强的，只要不是自杀或谋杀，她能承受一切折磨，即便是死，也不是一瞬间的，而是要经历一个悲壮的过程，这是我的体会。”

其实，在狱中一些年长的、有阅历的狱警对犯人还是比较好的，尤其不会自找麻烦，去用肉体虐待的方式去迫使这些受冤枉或坚守自己信仰的犯人认罪，而是和平相处，您做您的犯人，他做他的警察，您只要遵守监规、平安无事，他就做好了这份狱警工作，改造您的思想不是他的分内工作，而且实际上也不可能，何况法律上也没有要求您必须认罪，相反的您有申诉权利，也就是可以不认罪，把您关到牢里剥夺人身自由已经是得到法定的惩罚，思想问题是您自己的事，不服判决，您就与法院斗，监狱应该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看好犯人，刑满释放。当然，狱警也可以做通犯人的思想工作，让不认罪的犯人认罪，这样这个犯人在服刑期中日子可以好过些，还可以减刑，警察也因工作有成绩可以嘉奖提级，这是皆大欢喜的好事。但是，要通过虐待的手法去达到迫使犯人认罪的目的是最愚蠢的，在现代的法律社会里不可取的，现在犯人的维权意识也很强，殴打犯人的事件，若被犯人及其家属举报成功，狱警就要受处分。更不要说发生犯人被致残致死的事件，对这些狱警的处罚是一个时间迟早的问题，因为他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相关条例，到时也没有人会代他们去坐牢。一些年长的、有阅历的狱警就比较懂法，不会为了这些分外的成绩，而去冒丢掉饭碗、甚至还会坐牢的风险。只有个别年轻的、没有阅历的狱警还会犯傻，还会在这些卑贱的、像奴隶一样的囚徒面前领略奴隶主的风光，结果大多数是害了自己的前程。因为中国的法律也不容许，而且中国的监狱近几年也进步很大。

我在上海市提篮桥监狱也进过二次“严管室”，受到56天的虐待，我出了“严管室”就写了万言书投放到监狱长信箱，并誊抄一份直接交给虐待我的本监区领导，我准备再次遭受虐待，以死求生。我向他们阐述中国的法律与我的信念，最后向他们提出五项改变犯人处境的请求，其中第一项就是要求废除对犯人的虐待。一个月后楼下的犯人传来消息，“严管室”里老虎凳搬走了、其他虐待的措施也被取消了。而且，我的服刑处境也得到改善。所以，我出狱后放弃了对这些虐待犯人的狱警予以法律追究的权利，而且还称赞上海市提篮桥监狱的进步，当我看到他们在改错、在向人类文明方向的一点点进步，我都会感到欣慰，愿意好了伤疤忘了痛。

在狱中最痛苦的体验还是精神折磨，每天每小时每分钟每秒钟都要承受侮辱，您被强迫刺上“罪犯”的烙印，从您的穿着到行为规范都要求与杀人放火、强奸抢劫、贩毒走私、贪污盗窃等所有真正的罪犯一样，只有在自己思想上仍坚守着无罪的信念。所以，监狱对一个无罪入狱的人来说就是地狱，他如果在精神上无法承受这种侮辱，就无法活下去。而且，更刻骨铭心的是，用亲情来折磨您，人类中最珍贵的感情，有时最具有杀伤力，使您要么背弃自己的信念，要么背上一个自私无情的恶名，这一残忍的两难选择是最痛苦的。

记者：如何才能避免这类冤狱事件重复发生?您认为怎样才能实现司法公正?

冯正虎：在法律时代，背叛正义所需的已不再是暴力，而是技巧。这类技巧无非两种，一是曲解法律，二是玩弄证据。权力机构不受制约，法律就会成为权力者掌中的玩物。没有忠于法律的信念，司法程序形式上的公正只是华而不实的装饰品。只需要有偏记、偏写、偏听的技巧，也可称“一半原理”，就能轻而易举地制造一个冤假错案。在审讯时，记录一半供述；在写起诉书时，拼凑一半证据；在一审时，偏听公诉人的这一半，忽视被告人的那一半；在二审时，偏听一审判决的这一半，不听上诉人的那一半。被告人有辩解、上诉、申诉的权利，司法工作人员可以不记、不写、不听，其结果偏听则暗，冤假错案就定局。不公正的司法审判使当事人蒙受冤屈、沦落牢狱，同时也损害了法律的权威，使法院失去公信力。

因此，司法公正是避免这类冤狱事件重复发生的唯一保障。如果法官的审判偏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司法原则，他就会偏信行政机关的红头文件或鉴定报告，照单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使法院实际上会成为行政机关的附庸。在法律社会里，法院没有负起最具权威的独立司法审判机关的责任，就会沦落为地方行政部门非法行政或豪富不正当敛财的帮凶，致使国家的统一法制分崩离析，亵渎法院的尊严，诋毁法律的权威，社会正义与司法公正肯定难以实现。

实现司法公正首先要靠法官。在有法律的社会里，法院是司法公正的最后保障。最高人民法院沈德咏副院长在他主编的《审判监督指导与研究》一书中写道，“法院是最讲理，最讲公正的地方”。是的，因为在这个地方，有尊重法律、兼听则明的法官，是他们主持公道，保证司法公正与效率。但是，如果法官的素质低下，甚至背叛法律，这个地方还会讲理与公正吗？因此，社会学创始人爱尔里希有一句名言：“法官的人格，是正义最终的保障。” 法官的职业是神圣的，法官必须对社会公正负有不可推却的责任，在西方民主社会里法官审判时也会受到强权的压力，但是既然您是选择法官这个职业，您必须坚守法官的操守，为忠于法律奉献，否则您可以选择其他职业。同时，国家要从立法上、财政上保障法官的薪水与职位不受地方政府支配，以及人身安全能得到切实的保障，致使法官真正能独立行使司法权，让法院真正能成为司法公正的最后保障。同时，还必须完善公民参与司法的陪审员制度，以及建立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由全国人民代表直接审查弹劾，以至将来直接由全国公民审查弹劾的法律制度，防止法官官僚化，保证司法审判的公正。

第二要靠人民代表。司法公正首先需要立法者制定良法，其次又需要有法定授权的人去监督法官司法、行政官员执法，对严重违法的法官、行政官员提起弹劾。这个责任人是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也就是国外所称的议员。国家的法律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制定通过的，法规是省直辖市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制定通过的，也就是这两级人民代表对中国的司法公正也负有直接的责任。人民代表理应是中国的政治家，但我们这些政治家却是业余兼职的，连个履行人民代表职责的办公室及经费也没有，怎么有时间与精力去顾及国事，结果使官僚独断专行、法官随意立法，受到冤屈的公民直接上访中央、地方的党政机关，而不是去找自己选区的人民代表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谁也不怕谁，社会处于一种极度不稳定的局面。这是中国政治家的失职，也可以说是中国政治家的缺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就是要让数万名中国政治家的生活工作有保障，并负起责任，致力于国事，保证社会公正与和谐。中国这么庞大的官僚队伍，只要裁减数万名官僚，就可以把俸禄与办公室让给人民代表，而且，热衷于竞选参政并愿为公众利益奔跑呐喊的官僚也可以改行做专职的人民代表。

第三要靠律师。律师具备法律专业知识，又以帮人打官司为职业，因此他有能力与时间关注社会不公正的问题，帮助受害者通过司法公正来纠正社会不公正的现象。他是社会正义、司法公正的维护者。虽然律师与检察官、法官同为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一员，但律师的角色不同，在刑事诉讼中他是与检察官对抗的，在行政诉讼中他是与政府官员对抗的，在申诉中他又是与错判的法官对抗的，总之他的角色就是与国家机关对抗，在这种对抗之中辨明是非，维护法律的权威，保护公民的权利，促使司法公正。其实，在许多民事诉讼中，律师也无法回避与国家机关的对抗，因为很多被告或原告单位是国营单位或者由国家机关为背景的单位。律师敬畏法律，而不畏惧国家机关，如果畏惧国家机关，就无法胜任律师这个职业。中国律师虽然是一个有风险的职业，很多律师为了维护司法公正自己却被陷害入狱了，但它依然是一个令人羡慕、前景看好的职业，惟法独尊、为民犯上的律师大量涌现。中国处于转型时期，有风险，也有机会，现在是出名律师、大律师的时代。

第四要靠当事人。每个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都应该站出来，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遭受司法不公正，更不应该保持沉默，要向公众诉述，依法申诉到底。对于个人来说，每个最大的冤案都会成为历史，当事人巳承受了司法不公正的恶果，即使平反，也无法弥补冤狱所造成的伤害，甚至死去的人也不会复活。但是，对于社会来说，每个冤案的存在仍然表明法律的权威遭受亵渎，法院失去公信力，历史的悲剧还会重演。所以，当事人及其亲友一定要百折不挠地申诉到底，以个案来促进中国的司法公正及公民宪法权利的实现，通过启动司法的审判监督程序，恢复宪法法律的尊严，迫使国家保障人权。让公众评判本案，辨明是非，树立依法行政、尊重人权、法无禁止即自由的观念。每个人都自觉地去争取与捍卫自己的公民权利，就会得到律师的法律援助，就会让人民代表知道制定的法律是否是良法、谁在违宪违法，也促使法官司法公正，并纠正错案，对违法行政的官员也是一个强有力的制约，这样才能保证侵犯人权的冤案不再发生。

最后要靠舆论监督。人民代表立法、法官司法、行政官员执法都必须处于舆论的监督下，迫使立法者、司法者、执法者依宪治国，敬业勤勉。揭露与谴责侵犯人权的案例、督促司法公正是新闻媒体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当然，有些报刊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怕得罪官方，愿苟且偷生，放弃舆论监督的责任。但是，这不会影响舆论监督的力量，因为网络媒体的崛起已经取代了平面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在中国已经有1亿多网民，没有哪家报刊拥有那么大的读者群，没有一个强大的权力机构有财力与技术可以完全控制互联网上的新闻出版自由。而且，互联网是没有国界的，平面新闻媒体也已追随网络新闻媒体的报道，这样形成的舆论力量是无比巨大的。当今，知识分子也是权力在手，只要他（她）与互联网一联手，他（她）就会与政务官、官僚、人民代表、新闻媒体具有同等的权力，可以挺起腰板儿做人，为民伸张正义。中国法学界的学者专家已对中国司法公正的监督发挥作用，例如贺卫方、范亚峰、王怡、李柏光等教授专家就是这样做的。

记者：听说您曾经与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一起，您就近感受的法轮功学员是怎样的？

冯正虎：是的，2003年9月我与一个法轮功学员在一个中队相处半个月，后来他被调走了，或许我们两个都是“不认罪”的犯人，关在一起不合适。他是被两个犯人看护着，主要是把他与其他犯人隔开，阻止他与其他犯人交叉影响，但是警察与犯人对他还是比较友善的，大家都知道他是法轮功学员，也知道他寄发五百份信，被判了五年半徒刑。据说，他妻子、哥哥帮他发信，妻子被判半年、哥哥也被判一年。我们有时也点点头，简单问候几句，但彼此都能感觉到对方的祝愿。他姓张，与我年龄相仿，大约四十多岁，大专学历，人和善、乐观、也能同情达理，但是他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他刚调到我们大队时，大队警官例行公事找他谈话，试图说服他认罪，他回答很干脆，您们喊李洪志，我称李老师，您们不信法轮功，我信，我原来腰有病，就是练了法轮功，身体康复了，到这里我遵守监规，我服我的刑期，您们也不要做我的思想工作，我也不会改变自己的信念。我估计他的刑期也快满了，或许已出狱，祝愿他以后的岁月平平安安。

郭国汀律师帮助申诉的那个法轮功学员也是在上海市提篮桥监狱里闻名的，是一个长期绝食的犯人，所以常常要被送进医院强行灌输，而监狱的总医院就在我们监狱内，监狱是个封闭的小社会，一点事也传得很快。当时，我很希望他像老张一样能调到我们中队，我会劝服他放弃长期绝食的做法，这等于是自杀，生命是可贵的，我们宁可遭受迫害我们的人来摧残我们的生命，绝不能用自己的手来摧残自己的生命，在任何一个屈辱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坚守自己的信念，微笑地活下去。我把在中国流行萨斯时期给妻子的信中摘录一段献给仍在冤狱中煎熬的受难者，祝愿他们像我一样看待在灾难中的生命，平安地度过灾难。我在信中写道，“我读5月8日《南方周末》，一则用词简练，寓意深长的公益广告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SMILE AND RETAIN SMILE。每个单词的首个大写字母均以藏头诗的形式被加粗加黑，读下来就是“SARS”——非典型性肺炎的英文简称。而“SMILE AND RETAIN SMILE ”的中文就是“微笑，并保持微笑”。把萨斯与微笑完美地组合在一起，这是人类自信的幽默，也是面临灾难唯一可取的生活态度。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脆弱的，一旦遭受天灾人祸都是无法抗拒的，但他（她）可以保持微笑，在危难中乐观地度过每一日，不要因为死亡的威胁而惶惶不安，亵渎生命的价值与做人的尊严。我们坚持生命可贵，更不必恐惧死亡。作家史铁生说得好，死神是最守信用的，他早晚会来的，你又何必这么着急呢？我们已经历了很多苦难，更懂得微笑的力量，让我们继续微笑，并保持微笑吧。”

同时，我们每一个坐牢的人都不应该与监狱的警察作对，要理解与配合他们的工作，至少我们的行为不让狱警丢饭碗，他也是一个普普通通靠工资过日子的人，在狱中犯人长期绝食会致残致死，看管的狱警要承担责任的，但是您要他认同您的信念、纠正您的冤案，狱警是没有这个权力。如果狱警违法监管、虐待犯人，我们要坚定抗争，想方设法让这些狱警丢饭碗，甚至陪我们一起坐牢。我们今天的坐牢也不是狱警请我们进来的，我们在狱中所受的羞辱以及坐牢肯定要遭受的精神煎熬与肉体折磨都不是狱警强加给我们的，狱警仅是司法判决的执行者，我们不要期望他们去辨别罪与非罪，我们只要求他们能依法监管，善待囚犯。是一张不公正的判决书把我们推进地狱，是法官的错判给我们带来所有的苦难，所以我们必须依法申诉，向公众呼吁，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要有活下去的决心，在狱中快乐地过好每一天，不要去担心明天，在任何一个恶劣的小环境里，都必须尽力保持心里的宁静、身体的健康。我呼吁在狱中的囚犯不要长期绝食，最多为了抗议绝食一两天，狱警应当依法监管、善待犯人。

记者：您如何看待法轮功和其在中国受到的镇压？

冯正虎：1999年暑假时，有几位复旦大学的学生在复旦大学附近的政通路上设摊宣讲法轮功，并向行人赠送李洪志先生的著作，我正好路过也取回一本《转法轮》，是一本通俗易懂的修身养性的书，读过也就一搁，也没有深刻的什么影响，或许我不是修炼法轮功的学员，没有这方面的悟性。后来，我已忘记把这本放在哪里，因我家的藏书很多，但抄家时，却被警察抄走，至今未归还。其实，法轮功在中国国内发展鼎盛时期，我却一点也不知道这个有数千万学员的气功团体，真是隔行如隔山，我是不去公园里练功习武的，只知道有个学员遍布全国及海外的香功，因为我母亲是练香功的，而且很信服香功的创始人田老师，常在家里宣扬田老师发功的神奇故事，据说田老师也是哪位菩萨的转世，我不信这些，但我从来不反对，理解与尊重母亲的信仰，每天练功拜佛，就会心灵宁静、经脉通畅，使我母亲八十几岁高龄还很健康，豁达大度，这是我们做小辈的福分。在整肃法轮功初期，来势很猛，传说要清理所有的气功团体，香功也是首当其中，已经禁止集体练功，我真为母亲担忧，如果香功也被划为“邪教”，她肯定也会想不通，为正名而抗争，以后的悲惨就会接踵而来。幸好这个厄运没有使她碰到。但是，法轮功学员却碰到了，这些练功健身的普通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给自己带来心灵安宁、身体健康的气功是“邪教”，自己信服的李老师是十恶不赦的罪人，自己也成了人人避忌的魔鬼，他们当然想不通，要为正名与信仰的自由抗争。这是人之常情的小道理，将心比心，谁受了冤枉都会叫屈。原本这些远离世俗的纷扰、一心练功修行的法轮功学员，也被逼上梁山，与政治搭界；原本法轮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气功团体，至今法轮功自己还不愿承认是宗教团体，中共的镇压却使它修炼成佛，成全它成为一个势不可挡的新宗教，正是天将大任于斯人也，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

从大道理上讲，中国政府应当要遵守自己已签署的国际公约，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十八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八条都明确规定，人人有权享受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也明确规定，中国公民有权享受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不应该使用武力强迫法轮功学员去改变他们的信仰，也不应该以政治方式禁止某一宗教团体。如果少数法轮功信徒有违法犯罪行为，就应当以法律手段公正处理，予以处罚，但仍然要尊重他们的个人信仰。日本奥姆真理教是一个举世闻名的邪教，但法律惩罚的是那些施毒杀人的信徒及指示行凶的主教，而不是那些信奉奥姆真理教的信徒，这些信徒可以依然信奉自己的信仰，信邪信正是个人的信仰问题，政府无权干涉，而且还要保障这些信徒的宗教信仰自由。如果您的行为是危害社会公共安全及侵犯他人基本权利的违法犯罪行为，无论您是正教信徒，还是邪教信徒都要受到公正的司法审判，并依法惩罚。这是在自由、民主、法治的文明社会里，执政党与政府的基本取向，必须对不同思想、不同宗教的宽容，才能使具有各种对立思想、对立宗教信仰的个人及团体和平相处，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

六年前，中共把法轮功判定为邪教，挥霍国家的巨大财力、人力，动用专政机构消灭法轮功、强迫法轮功学员改邪归正，但是这场对新教的圣战打了六年多还没结束，也没有赢的希望。中共面临的对手，不是在姓资姓社的政见上相异，而是在宗教信仰上的截然不同，一个是信奉神，一个是不信上帝神仙，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中共用无神论的科学道理对法轮功学员的苦心教育几乎是对牛弹琴，有的是阳奉阴违，有的是依然公开信奉自己的法轮大法，人间最具恐怖的监狱、刑具等暴力工具对这些信奉神的威力、相信来世报应的法轮功学员实在不起威慑作用。

六年后，没有被消灭的法轮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中共判定为邪教，替天行道，开始全面反攻，在全世界范围进行一场反中共的圣战，在海外的华人圈里已占有绝对优势的舆论支配地位，在国内对法轮功的反攻也是防不胜防的，很多民众开始同情法轮功，当然不是认同法轮功的信仰，甚至还会批评法轮功的主张，但都赞同维护法轮功学员宗教信仰的自由权利，让法轮功学员回归到普通人的生活中不要受到歧视与迫害。这场圣战已是一场规模最大的内战，把中国人重新分裂成对立的两个阵营，攻心战比核战争还厉害，中共是邪教，还是法轮功是邪教，如果您站在法轮功一边，甚至同情法轮功都会受到世俗权力的报复，但您站在中共一边会受到神的诅咒、来世的报应及道义的压力，这是一场不会有结束，也不会有输赢的内战。但是，这种中国人的分裂远远大于中国领土的分裂，使中国社会失去稳定、失去和谐、失去齐心协力发展中国的原动力，一个人心分裂的中国是不会强盛的，还会受到国外列强的欺负。

如何结束这场内战，解铃还须系铃人。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应当可以胜任解救民族危机的大任。中共与国民党不共戴天，仇杀了几十年，死了数千万人，现在已在胡锦涛先生主政时期握手言和，化敌为友。和解谈判也是有底线的，国共和谈的底线就是国民党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那么，中共与法轮功是否也可以进行和解谈判？完全有可能。法轮功当今的势力影响远远大于台湾在野的国民党，不仅对国内的法轮功学员有号召力，而且传至全球七十多国，已经对海外华人圈有足够的影响力，又是这场内战的主角，当然有谈判的资格。和解谈判的基础是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双方的最大公约数。法轮功可以认同中共的和解底线，也就是认同宪法前言中规定的中共政治领导权，不提出追究政治责任，这也符合李洪志先生的一贯主张“我们是修炼人，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是出世间的、不求也不贪图世间各种名与利的。对恶人恶党的揭露，是为了制止邪恶的迫害，是对被邪恶欺骗的众生的唤醒与挽救”，“修炼人是没有敌人的”，“走在神路上的人怎么能跟人斗呢”，李洪志先生过去也讲过，“大法弟子的修炼如果没有这场迫害，大法弟子的修炼会有另外一种方式出现”，也就是练功修行，不会去干涉世俗的政治。同时，中共也应当认同宪法中公民权利规定的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承认与恢复法轮功为合法社团，追究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具体违法人员的法律责任，并对受到司法不公正伤害的法轮功学员给予国家赔偿，并安抚受到迫害的所有法轮功学员。这样可以用和平方式解除中华民族的一场危机，中共也以此为起点开始革新除旧，从一个维护党的集团利益为目标，以意识形态的信仰为主导、以阶级斗争为手段的传统革命党转变成一个以维护全体公民的最大利益为目标，以国事政策为主导，以政策竞争为手段的现代执政党，通过司法程序与受到迫害与冤屈的当事人达到和解，真正创建一个和谐的社会，团结全体公民同心协力地去建设一个自由、民主、法治的新中国。

记者：您如何看待大纪元九评系列社论和目前中国大陆及世界华人退党大潮?

冯正虎：大纪元九评系列社论把中共历史上所犯的罪过集中地摆在一起，令人发指，产生心灵震撼的效果。事实上，大部分罪过中共在过去的纠错文件中自己也承认，也是众所周知的事。中共党史就是一部不断犯错不断纠错的历史，也是否定前任决定、重新整党的历史，每一次纠错了，老百姓又一次原谅它的罪过，中国老百姓是很善良的、宽容的。是否这次天要灭中共，中共已经没有纠错的机会了？还是神有博大的胸怀又能宽恕中共？中共是由人组成的，老百姓也是人，这些普普通通的人，不是神，都是一些会犯错的、有罪过的人，您不认错，他会记仇一辈子，拼命抗争，您纠错了，他会握手言和，好了疮疤忘了痛，这就是人的本性。任何个人或团体只要还没有死，都有拯救的机会。所以，《九评共产党》不是敲响中共的丧钟，而是警钟。

我现在不是基督教徒、不是佛教徒、不是法轮功的学员，也不是具有圣徒情怀的人，是一个有缺点的凡夫俗子，当然我也不是狂妄自大的无神论者，知道人的渺小、有限，敬畏大自然。我理应尊重信奉耶稣、菩萨或其他诸神的信徒，并理解他们的行为举止。但是，我却无法信服这些诸如“神灭中共”、“天灭中共”、“中共是邪灵附体”、“退垮中共”、“退党保平安”、“去除兽记兽印”等宗教性咒语，也感受不到诅咒的威力。我想，大多数中共党员是无神论者，对他们传布神的旨意几乎是对牛弹琴。而且，中国已不是太平天国的时代，又经历五十几年中共的无神论教育，神的咒语对大多数国内的中国人来说是陌生的，没有威慑力。当然，不停地诅咒会使大多数中国人半信半疑，因为没有信仰的无神论者始终是不坚定的，容易受宣传影响。虽然无神论者是不怕来世报应，但惧怕现世的法律追究，一旦谁的违法犯罪、作恶多端的事实被暴露，谁就会感到恐惧，惶惶不可终日。

我看到海外报刊上宣传退党大潮，知道有四百万人退出中共，我无法考证这个数字是否准确，其实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这一事件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很多人是原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只是重新在思想上再声明退党退团一下，这样即使一千万人退党也还是象征意义，表明这些人敢对中共说“不”，开始尊重自己的信仰自由的权利。在海外的民主国家里，您本来就有思想、言论、信仰的自由，即使您选择反共，还是亲共都是自由的，没有实际的损害，除非您原本就是把政治信仰作为经济利益交易的投机奸商，一般海外华人也不需要很大的勇气，只不过跪惯了，站起来喊几句，做一回能为自己作主的公民。或许，在国内是需要一点勇气，因为所有的人都跪着，您却偏要站起来，太耀眼。但是，也没有关系，您没有当官奢求，对政治没有兴趣，自己可以养活自己，又不靠共产党政府的俸禄，或者您已经信奉其他宗教信仰而又不相信共产主义，您就可以做一个自由的人，即使退党，自己也没有实际的损害，反而是心里可以清静。经历二十几年的中国经济改革，中国的民风已变，中国人对于意识形态已很淡漠，而是对于金钱、权力及个人权益等具体的实际利益看得很重，各种信仰、主义已逐渐回归到个人的领域，公共领域的普通话是法律，这是社会的进步。

那些与中共已离心离德的人自动退出中共，中共也是乐意的。按人数比较，截至2000年底，中共党员总数已达六千四百多万名，占全国人口总数的5.2％，即使退党二千万，它还是世界第一大党。这么多的党员已是一个负担，因为都是一些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者，大多数人都想赖在党内，请他走也走不动，还有一千三百多万的入党申请者还在要求中共批准入党，有的还要利用不正当的手法挤进中共党内，大学生毕业、部队军人复员是党员可以优先录用为公务员，工人失业之前也要想法搞一张党票，回居住地还可以优先当居委会干部，有一份薪水，这些都是很实际的利益，入党动机不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尽管有退党大潮，但中共党员人数还是大量增加，几乎变成一个全民党，好人坏人都在里面，无神论、在家烧香拜佛的信徒都在里面，工人资本家都在里面，信奉朝鲜的信奉美国的都在里面，压迫者受害者都在里面，大家都是中共党员。如果把留在中共党内的所有共产党员都定性为烙上邪教的兽记兽印，这样要么滥杀无辜，要么造成法不治众的势态，反而使真正的罪人逃之夭夭。其实，中共的失败，不在于退党大潮，而是自身的庞大，没有外部的竞争对手，也就没有内部革新的动力，巨大的既得利益反而成了革新精简的最大累赘，最后会像恐龙一样无法适应突变的灾难而消亡。

今天，将来，我们都应当尊重共产党员的信仰自由权利，可以信仰共产主义，也可以信仰马克思主义，甚至可以信仰党首的思想，我们反对的应该是一些共产党员侵犯其他人的自由，用暴力手段强迫其他人改变信仰的违法犯罪行为，并予以法律的追究。我认为，如果有神的话，神会安慰我们，给受难者抗争的信念，保佑正义战胜邪恶，但不会去管世俗的事，否则我们都不会受难，做事还要靠人自己的努力。自立者，天助之。中国的改造与建设只有依靠包括中共党员在内的所有中国人的努力，靠人的有限智慧去解决人世间的有限怨恨，共同去建立一个不是至善至美的宪政民主体制的社会，至少使不同思想、不同信仰的人居住在一起不再相互仇杀、而是和睦相处、相互宽容、尊重对方、和平竞争、共同发展。

上述是我一个普通人的看法，我没有能力反省前世，也没有本领洞察来世，我只会观察现世，从法的角度来阐述问题。当然，大纪元九评社论系列作者是站在神的角度看人的问题，或许他们的观点比我的看法更深刻，更有远见。但是，这个世界是多元的，除了中共的观点、大纪元九评社论系列作者的观点，还应该有其他个人及团体的不同观点，读者也可以赞成自己理解的观点，也可以反对自己无法理解的观点，或兼学并用。

记者：您出狱后在争取与捍卫公民宪法权利方面的努力已受到重视，正在有成效地进展。而且，更重要的是，您没有被灾难的困苦所摧毁，没有被坐牢的恐惧所吓住，以实践行动去捍卫自己的权利，在受灾的土地上重建起美好的家园。我们祝贺您的新著《中国日系企业要览（2005年版）》日文版在日本出版发行。这本曾让您一贫如洗、坐牢三年的书，却给中日交流的机构及人士带来最大的便利与益处。

冯正虎：谢谢读者的支持，在此感谢所有关心我的人。

定稿于2005年9月5日